两会教育十日谈:中小学生负担如何做“减法”

发布时间:2014-3-4 15:47:09

     关于“中小学生减负”,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面对过于沉重的“书包”,有的家庭选择了逃离,更多的选择了承受。

  负担过重对中小学生危害大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2》显示,城市、县城和乡镇中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比例分别达到58.4%、42.7%和38.4%,日均锻炼时间少于1小时的比例分别为66.5%、68.8%和73.7%。初中学生的总体近视率高达45.4%。

  国家督学、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表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孩子不但活的累,而且累的无用;不但累了孩子,还累了父母。孩子的兴趣创造力受到严重的扼杀,幸福指数普遍很低,“教育如果不能使人幸福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有条件的家庭,我建议,女孩子初中毕业就送到国外去留学,男孩子高中毕业就送到国外留学,这是家庭父母对孩子的’自救’方式之一。”罗崇敏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说,中、小学本来是人生最快乐的阶段,应该让孩子们玩得开心、快乐,可是我们人为设置了很多目标,把本来青年时期才开始的竞争提前到幼年、少年时代,考上大学以后,前途大致上有了保证,厌学情绪开始释放,反而拒绝再努力学习。

  在北京某小学任教的严老师分析,学生负担重的原因很多,比如,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越来越高,希望子女成为社会精英;高考及就业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意义上的改革,社会职业不同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命运;很少学校能做到不以学生成绩评价老师的工作业绩;每个家长都担心减负会影响到未来的小升初、中考、高考。

  “减负”为何失效

  “‘减负’很难真正减下来。”严老师说,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无北京户口,随父母在京就读的学生,家长要考虑将来孩子回户口所在地的高考问题。即使学校给学生减负,家长也不敢给孩子减负,这也是教委决定减负后,校外培训机构更火的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郑新蓉表示,用中医的观点看,负担重是个表症,原因很多,文化传统、社会竞争压力、学校评价系统、社会对教育和质量的价值态度等,各方面相互关联。

  罗崇敏指出,中小学生学习负担重是教育体制特别是考试评价体制设计的问题。考试评价体制颠倒了教育手段和目标的关系,把考试手段变成了培养目标,把培养目标变成了空喊口号。一个考分作为对学校、老师、学生的唯一评价标准,根本减不了负。

  又比如,2014年1月24日,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2014年工作要点,要求贯彻落实好《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然而,在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中国式减负”是减负形式主义。“在学校减负的同时,校外却在增负,甚至学生负担更为沉重。在政府的禁令下,学校减负是容易的——上课时间减少、给学生布置作业减少,可这不是真正减轻学生负担,而是减负‘鸵鸟政策’,把责任轻飘飘地推给家长和社会。”

  “减负”之路何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减负,最关键的是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如果学生是被动学习,他就负担重;如果他是主动的,是他自己热爱的东西,即使时间长,他也很快乐,他不会感觉到负担重。”

  “我们存在的问题是,规定很多东西学生必须学,而且必须按既定方式学,然后通过考试进行排队,这是造成学生负担重的原因。”储朝晖说。

  熊丙奇认为,面对这种情况,政府部门应该改变教育现实,一方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另一方面,改革中高考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可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作为不大。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不管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还是改革中高考制度,都要求政府部门放权。可放权无疑动了政府教育部门的奶酪。

  郑也夫认为,应该取消重点班、重点校,教育质量在各学校之间趋向于均衡,这样,至少在初中以前,大家都比较轻松自在,因为没有竞争目标。

  “我有个外甥,他在美国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学习很轻松,功课从来没有复习过第二遍,但他上大学以后,后劲非常足,对学习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上中小学的时候没有多少‘负担’,上大学后不厌学。”郑也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