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读书日”前后想锁定一个纯粹的阅读人做采访，很多人都推荐台湾作家唐诺。

　　唐诺，本名谢材俊，1958年生人，台大历史系毕业，曾任职出版公司，现为自由读书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自称“专业读者”。

　　编辑把唐诺的电话给我时交待：唐诺没有手机，只有家中的电话，他每天固定在咖啡馆写作，白天未必在家。不过，这个电话可以找到三个人：朱天文、朱天心和唐诺。

　　4月17日晚当我打通他台湾家中的电话时，听到电话那端年龄稍大的女声，我才意识到编辑说漏了一个人——刘慕莎，朱家妈妈。

　　这像是一个有趣的文坛生态揭秘，台湾著名的文学家朱西宁去世后，他太太翻译家刘慕莎、大女儿朱天文、二女儿朱天心一家仍住在一个屋檐下，唐诺就是朱天心的丈夫、朱西宁的学生。他在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避讳地提到我的老师朱西宁如何如何，也动辄把朱天文和朱天心的写作秘密或者阅读感受拿出来当例证。熟悉朱家三姐妹的人早就知道，只有三女儿朱天衣在山间盖屋另居。所以这个电话应该能找到四个人才对！

　　唐诺说过自己的生活状态：“我自己没房子没车子没手机，偶尔借用女儿计算机查个数据，看看当天NBA比赛结果并赢它两盘棋，很少花钱，最固定的支出是每天一包烟。”

　　在朱家姐妹的盛名下，唐诺好像一直是藏在身后的人，但他的发力却一波接一波，悠长持久，从最早的为内行人津津乐道的球评文章，到为出版社推理小说写的导读，接下来积累成书的《阅读的故事》、《文字的故事》、《世间的名字》，去年出版的厚重的《尽头》，终于让人们认同了他一直以来自诩的身份：一个职业读书人，简称：专业读者。

　　说到阅读，他几乎没有商量余地地强调：

　　“人生苦短，阅读却是长远的事。”

　　“我总是劝人偶尔去翻翻《辞海》这样的大辞典，一生总得做一次这事，看看人们曾反复造出来多少文字。”

　　在《尽头》附送的白色的导读小册子里，压轴的正是朱天文与唐诺的对谈，题目为《博学者、聆听者、发想者》，正道出唐诺这位专业读者所扮演的角色。

　　他想试图让原本只是三十个人看懂的东西，变成更多人可以看到，也就是从智识变成知识，甚至慢慢变成常识。他觉得任何一个高远的东西，把它用较简单的话说出来，那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非如此不可。把难的东西用简单的方式讲出来。他就是这样的搭桥人。

　　他认为再平凡再奄奄一息的社会，总还有那么几个有意思的人，至少有那么几个疯子，愿意不理性地去做大家都不会再去做，以为不可能的事。

　　在文字的领地被越来越多的图像和影像侵占的当下，在唐诺的心中始终认为“文字是独一的没有任何替代物，它是所有知识的最终载体，甚至是人类记忆的最后一片海洋。如果人类世界、人类的认知和思维还有‘远方’还能前行，我们可以仰靠的，从思索、表达到记忆，只能是文字。”这几乎是在当下看到的对文字最深情的表白。

　　列维斯特劳斯曾说：“难道不知道人手相对于人脑仍是相当粗陋的工具吗？”

　　唐诺补充道：“难道不知道影像相对于文字仍是相当初级的载体吗？”

　　大陆那边托出版社捎来信息，邀请朱天文和朱天心可否也和读者微博一下，晨昏定省。“我们有义务成为另一些人”，朱天心尽可能礼貌地拒绝了，“作家安静地写，读者安静地看，这是我喜欢的文学样貌。”

　　“我们有义务成为另一些人”，又何尝不是唐诺的夫子自道？

　　别忘了，汉娜·阿伦特说过：“一个时代往往会把自己的烙印最清晰地打在那些受其影响最小的、最远离它因而受苦最多的人身上。”

　　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写《尽头》这样长得可以跑马的文章。

　　其实作为一个够好够认真的书写者，他早就心知肚明，真正有意义的读者极可能不会超出五十个人。

　　更何况对他而言，读者的身份远比写作者更长更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