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不会成为“老谋子”张艺谋最赚钱的电影，却对这位“第五代”导演翘楚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与《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时代的电影大师张艺谋相比，《英雄》之后的张艺谋是被商业“绑架”的电影匠人，他赚到越来越多的钞票，却渐渐丧失了艺术水准。

　　于是，《归来》正逢其时地出现了。张艺谋心里很清楚，随着电影市场的逐渐成熟，如今的观众已经不再将体验视觉奇观作为看电影的唯一目的，拍摄一部返璞归真的现实题材电影，不仅能赢得票房，更会重树自己的品牌。

　　回归为艺谋，评价两极化

　　饶曙光、聂伟、李清等电影学者看电影《归来》

　  《归来》公映后，取得了首周末8200万元的票房成绩，张艺谋的愿望至少实现了一半。然而与理想票房相对应的是，影片的口碑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部分观众认为《归来》质朴走心，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现实题材佳作；一部分观众却认为影片单薄浅白、余韵不足。针对观众主要的几种讨论的声音，本报记者采访了三位电影学者，试图从更加专业的视角，来分析《归来》的得与失。

　　【讨论一】

　　历史叙事的克制与社会反思的力度

　　对于《归来》最大的质疑，莫过于批评影片缺乏直面“文革”的勇气。而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眼中，《归来》并非不敢直面“文革”，而是以一种更加理性和节制的方式去反思那场浩劫。饶曙光认为“文革”过后的“伤痕电影”的演变史，很能说明问题。

　　“在最初几年，刚刚从‘文革’中走出的电影创作者倾诉甚至控诉的欲望十分强烈，他们在《泪痕》等影片中，没有节制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作者们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开始更加理性地反思‘文革’，‘伤痕电影’也发展到了《天云山传奇》《芙蓉镇》这样的高度。”饶曙光表示，“相较而言，后期的‘伤痕电影’质量要明显高过前期。”

　　“文革”结束30多年后拍摄的《归来》，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像早期“伤痕电影”那样充满单纯的控诉情绪。“《归来》在很多方面都淡化了‘文革’元素，集中于讲述家庭感情裂痕产生和修复的过程，聚焦于人性层面，这无疑是经过积淀之后对特殊年代的理性表达。”饶曙光继续分析道，“与同样是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这样情绪化强烈的影片相比，《归来》十分克制，导演有意避免了过度的情绪表达，从故事设定到导演技法再到演员表演都十分质朴，具有化繁为简的美学风格。”

　　《归来》公映后，上海大学教授聂伟前后看了两次。第一次，他觉得与谢晋的“伤痕电影”相比，《归来》中只有伤痕，没有反思。“如果是从小被好莱坞喂养的年轻人包括我，第一遍看完觉得是高开低走，后80分钟没有剧情爆点。”第二次再看，他已从剧情中摆脱出来，反倒发现了影片的精彩。“谢晋执导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等‘伤痕电影’，习惯于给出一个道德优胜的大团圆结局，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公众的伦理选择，或者说这种公众的伦理选择决定了谢晋的叙事伦理——是家庭温情拯救了灵魂，并成为人们最后的避难所。《归来》显然没有走这条路线。”聂伟指出。

　　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中，通过罗群与许灵均的拨乱平反，人们实现了肉身的归来。“而张艺谋的《归来》，却拥有一个更为深沉的主题：肉身归来之后，灵魂如何安放？灵魂安放之后，如何面对更加复杂的现实？关于肉身的放逐与回归，《归来》仅花费20分钟就讲清楚了。在前20分钟的打倒一切、毁灭一切之后，《归来》中剩余的90分钟一直在表现灵魂重建的过程。”聂伟分析道，“在社会公共空间巨大的戕害之后，历史的车轮碾碎了历史，留下破碎的现实，只能让一家三口独自蜷缩在陋室中相互舔舐伤口。事实上，《归来》是一部足够克制的电影，以至于最后都没有为观众提供一个封闭的结局，这本身就是一种极有智慧的选择。”

　　【讨论二】

　　电影叙事美学与文学原著的从与变

　　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超过400页，如此厚重的内容被改编为111分钟的电影《归来》，其中自然少不了删繁就简的取舍。针对一些观众认为影片内容过于单薄的批评，饶曙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电影拥有自己的美学特性，改编应该经历一个从文学立场向电影立场转变的过程，不应以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和评价电影。”

　　饶曙光认为《归来》是一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影片，很多段落都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深得中国古典美学的韵味，意蕴往往隐藏于镜头之外。“说张艺谋‘归来’，就是指他从过去张扬奔放的艺术风格，回归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之中。”饶曙光表示，“真正的好电影往往都是紧紧抓住某个直逼观众内心的元素，以看似简约实则极具力量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来。《归来》采取的这种含蓄内敛的叙述策略，其实比直接控诉的方式更能唤起‘文革’亲历者的沉痛感和反思意识。”

　　对于习惯于好莱坞叙事的观众来说，《归来》似乎过于平淡。“影片后半部分的90分钟没有任何爆点，这看似不可思议。然而在平淡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张力。藏的目的是为了不藏，大量平淡的细节和情节，留下了许多貌似空荡荡的空间，这些空间需要具有特殊年代经历的观众去自动弥补它。”聂伟表示，“通过解读隐藏的意蕴你会发现，陆焉识才是真正决心失忆的人，他希望忘却历史而向前看，反倒是失忆的冯婉瑜成为他无法忘记过去的那道‘坎’。”

　　与饶曙光和聂伟观点不同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李清认为，过度简单的叙事，使《归来》成为一部余韵不足的影片。“张艺谋放弃了制造视觉奇观的所长，为观众奉献了一部有诚意的现实题材电影，但诚意无法掩盖影片在叙事上的某种不足。”在李清眼中，陆焉识平反归来，是《归来》的戏剧转折点，将影片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的叙事节奏极具大导演风范，但后半部分却陷入了单纯表现情感关系的“迷途”。

　　“《归来》刻意割裂了主人公与复杂社会政治环境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影片的质感。将人物关系简单化处理、单纯地讲述唤醒记忆的爱情故事也未尝不可，但由于陆焉识的被捕和冯婉瑜的失忆是‘文革’造成的，如此简单化地处理人物关系，就白白损失了本可以创造出的更加丰富的养分。”李清表示。

　　荒诞的年代导致了《归来》中父女、母女关系的破裂，这本是影片最具批判力度的设定。陆焉识平反归来，他的任务是重建家庭，这个过程是影片的戏核，但在影片后半段中，两对扭曲的亲情关系却被轻描淡写地“扳”回来了。“我无法看出三个主人公在重建家庭的过程中获得了哪些成长。冯婉瑜是一个贤良的母亲，她赶走女儿丹丹是非常痛苦并且决绝的决定。她与女儿决裂，是因为女儿出卖了丈夫，如果仅仅因为丈夫在信中的一句话就原谅女儿，无疑会大大损害这个人物的丰满度。”李清分析道，“此外，丹丹在小屋中承认是自己出卖了父亲，陆焉识平淡地回答了一句‘我知道。不怪你，是爸爸的错’，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欠妥。犯错的显然不是陆焉识，而是那个荒诞的时代，如此轻而易举地化解父女之间的矛盾，不仅会让人物形象变得单薄，更会使影片的力量感大打折扣。”

　　在李清看来，影片中丹丹为母亲跳芭蕾舞的段落也值得商榷。“丹丹的本意是通过跳舞来唤醒冯婉瑜失去的记忆，让家庭回归温馨。然而，影片表现的是‘文革’对人的伤害，但丹丹却选择了作为‘文革’符号化象征的《红色娘子军》来修补家庭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李清指出，“即便在影片发生的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尚未真正开始，这样的事情的确会在现实中发生，但我认为影片的创作者应当具有一种当代意识，有责任站在当代的立场去讲述和反思‘文革’，而不应让观众在观影时产生价值观上的混乱。”

　　【讨论三】

　　由于叙事过于简化，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观众如何理解并认同影片中的人与事

　　鉴于题材的特殊性，《归来》的目标受众显然不是作为市场主力的“80后”和“90后”。事实上，也的确有一些年轻观众在观影过后，表达了难以理解和认同片中故事的态度。李清认为，如果《归来》能够在表现人物前史方面加重笔墨，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观众理解影片。

　　“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并不会因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得无法理解。问题是《归来》不但抽离了时代的背景，也抽去了人物的背景。”李清表示，“在剧作角度，影片预设了观众十分了解‘文革’时代的社会风貌，所以省略了很多有关陆焉识和冯婉瑜前史的交代。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观众因为亲身经历过‘文革’，所以对人物的情感还是比较有共鸣的；但上世纪70年代之后出生的观众却没有直观感受过那个荒诞的年代。《归来》在表现人物前史方面的留白，是造成部分年轻观众认同和理解影片困难的主要原因。”

　　尽管被一些“90后”观众批评为“催眠电影”，但《归来》还是在首周末取得了8200万元的票房成绩，聂伟认为这部电影成为了检验中国电影市场成熟度的一把标尺。“电影归根结底要面向分众市场，如今很少有电影是走全市场路线的。”对于没有“文革”经历的观众接受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陆焉识开始读信了，‘一个陌生男人的来信’。围炉读信的温馨场景，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此时此地。”事实上，《归来》就是一部走中老年观众市场的电影，这个市场的份额虽然不大，却有很强的潜力。影片理想的票房成绩也证明了，中老年观众的消费能力值得期待。

　　而在饶曙光看来，《归来》这样一部商业性不强、投资不大的现实题材影片，能够取得相对理想的票房成绩，意味着中国电影正在走向更加优化多元的发展格局。“观众的不断成熟，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健康前行的重要动力。”饶曙光表示。（李博 吴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