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足球，两者一静一动，似乎截然相反，但其实许多作家也同时是足球爱好者，有些还是“狂热的”爱好者。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听作家谈论足球，也算恰当其时。

　　余  华：

　　见证那些球星的成长

　　余华是从1978年开始看世界杯的，当时是冠亚军争夺战的录像反复播。

　　马拉多纳和余华是同一年出生的，都是1960年。余华说自己是跟着马拉多纳一起成长的。“不仅是我，很多人都喜欢马拉多纳，像我们这代人真的是看着一个球星的成长，看着他如何到一个顶峰，然后走向低谷。这个人的性格是那么地讨人喜欢。马拉多纳是一个将‘人的本性’流露得很多的人。很难有人能够超过他。现在梅西有那种潜质。自从马拉多纳退役后，阿根廷队缺少核心。自从马拉多纳让梅西后撤后，阿根廷队的进攻变得非常犀利。”

　　余华觉得中国的解说员还算不错。任何国家的球迷或者媒体，都会对自己国家解说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解说其实也是众口难调的。“有些人嫌你声音太大。比如说黄健翔的解说在中国算是很有激情的，但也有人说他太过激情了。但我不认为他过了。比如刘建宏的解说，有人认为他太过理性，但我也不完全这么认为，因为他有时候也叫、也喊。解说肯定是每个国家风格不一样，每个解说员自己的风格也不一样。”

　　众所周知，中国的足球水平很弱，乒乓球水平高。余华认为，中国的乒乓球项目之所以强，是因为中国的乒乓球桌太多了，有很多人家里都有乒乓球桌。“但是我们这个国家虽然很大，草坪太少了。而且很多城市的草坪是不让人进的。我去过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草坪是不让人进的，就中国。另外我们的足球场太少了，足球场基本上是用于田径的。周围是跑道，中间是跳远、标枪……诸如此类的。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是足球大国。假如某个孩子在花园里踢球，肯定会被骂出来的。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足球环境。”

　　苏  童：

　　得意与古利特的“偶遇”

　　苏童的球迷史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中央电视台开始转播世界杯的比赛。虽然才二十出头，苏童已经在文学圈中小有名气，《桑园留念》、《南方的堕落》等都曾引起轰动。

　　“1986年中央电视台转播世界杯，我整个夏天都没出门，马拉多纳、济科、苏格拉底一下子闯入我的生活，他们每一个过人和射门的动作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快二十年了，苏童依然把马拉多纳当作自己的偶像，“任何人都超越不了他，他是足球场上的神！现在的罗纳尔多什么的，在马拉多纳的背影下都俗不可耐！有人说马拉多纳在足球场外是混球，这我不管，我从来就只关心足球本身。”

　　相比于国内足球，苏童对国际足球一直有偏好。他能很专业地讲出意甲、英超每支球队的风格和球星，对巴西、阿根廷等南美球队的典故更是如数家珍。苏童一直很得意与古利特的那次“偶遇”，“那还是1984年，古利特随荷兰埃因霍温队到南京比赛，我刚到南京定居，当然也到了五台山体育场。古利特当时一点名气没有，但他踢球的姿势很特别，梳一头小辫，小屁股一扭一扭的。两年后的世界杯，他已经出息了，成了‘荷兰三剑客’的一员了，我一下就认出他来了，在五台山，他还主动与我握过手呢！”

　　阿  来：

　　世界杯让《尘埃落定》停笔

　　有的作家特别喜欢足球，有的作家没那么喜欢。阿来是属于特别喜欢足球的那一类。作为一个少年时代有牧场生活经历的人，他天生喜欢草地，喜欢奔放。他说，比赛不会因为淅沥的雨水、飘飞的雪花而终止。这使得足球这项闻名世界的现代竞技运动，竟带些前工业时代的奔放；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阿来对技术之外的命运不确定性这些主题，有着天然的敏感和嗅觉。而这些，足球比赛都能提供。

　　阿来喜欢足球很多年了，“从上世纪80年代有电视机，我就开始看球。我们那代球迷基本都是受意甲联赛熏陶成长起来的。那个时候也正好是‘三剑客’时代，我可是尤文的忠实粉丝啊。我在德国看过勒沃库森的主场比赛，在意大利看过国际米兰的主场。”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阿来家里有一台家用录像机，他自己把开幕式还重新编辑一遍，经常自己重温。

　　《尘埃落定》让阿来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很多读者不知道，这部现代文学经典之作的酝酿诞生过程，也充满了浓浓的足球味。阿来说，“写《尘埃落定》那年，恰好遇到1994年美国世界杯。很多时候我为了看球，停止写作，看完了才能接着写。几乎相当于停工一个月。”但阿来觉得很值得。在阿来的观念中，体育运动和写作是一回事，真正的球星都是能够真正享受这项运动带来快乐的人，好的作家也是一样，能体会到写作带来的乐趣，而不是事先就把写作的目的设定为拿奖。

　　到现场看世界杯，是每一个球迷的梦想。阿来也不例外。2006年，阿来在德国，眼瞅着马上就可以看世界杯了，结果却因为有急事，阿来不得不与德国世界杯擦肩而过。这也在阿来心中埋下了不小的遗憾。2010年，阿来与余华、池莉等作家一起去南非看世界杯。为此他还推掉了《格萨尔王》英文版的首发式，“毕竟世界杯四年才一次，不能再错过。”

　　阿来说，喜欢现场看球的感觉，“不只是看球队精彩或者不精彩的表演，还要看看那些球迷，置身到他们中间，去欢呼，去叹息，去听，去看……而在电视里看球，对于排兵布阵，你都只能去想象。但在现场，全场的球员位置和布阵都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你可以自己独立思考，不会被电视左右你的思想。”

　　张  炜：

　　喜爱足球要有理性

　　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很喜欢足球，他认为足球具有相当的娱乐性，它不仅是一项体育，同时还是一门艺术，足球表现出的美感和力量非常引人入胜。

　　同时，张炜也指出，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其最基本的作用应该是增强人们的体质，民众对足球的狂热要有理性有节制，不要把它和一些丑陋的东西，如性、赌博、贿赂、商业操作、浪费等结合起来。“尤其对我们国家来说，足球上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巨大的财力投入使得城市与乡村居民正常的生活空间、锻炼空间受到了损害，不利于全民健身。”张炜说，所有的体育活动，一旦进入狂热的竞技状态，就走向了它的反面，不仅不会提高、提升群众的体育锻炼，反而会使人们进入一种无序状态，对人们的健康生活没有好处。狂热的竞技体育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毒瘤，会使人上瘾，危害很大！哪里有狂热的竞技，哪里就有黑幕和资本操作。

　　张炜说，现在已经不是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那时候人们要和动物竞争，必须更快、更强、更壮，比如古希腊的奥林匹亚精神，基于人们原始状态下的生存需要；而现在是思想的时代，人们靠头脑生存而不是靠四肢发达，应该注重道德、伦理、文化的建设。

　　肖复兴：

　　不狂热就不叫球迷

　　《人民文学》副总编肖复兴对球迷的狂热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因为足球本身就是一项充满激情的运动，而且四年才有一次，世界杯让人们褪去了平时比较拘谨、克制的外衣，给每一个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宣泄激情、张扬个性的机会。人们平常的生活四平八稳，世界杯给观众带来展示强烈的喜怒哀乐的舞台，调动起人们全部的兴趣与热情，因此“最好不要教育球迷保持冷静”。

　　肖复兴认为，中国足球走到今天，不是哪一种单一因素造成的结果，而是我们的文化、经济、思想、道德水准等等各种因素的一个综合反映。肖复兴介绍，不久前他在一个场合碰到摇滚歌手崔健，崔健说中国现在有“三弱”，一是摇滚弱，二是足球弱，三是建筑弱。“我完全赞同这种说法，这三弱都是一种综合症，不管投入多大，短时期内都不会有彻底的改变”。

　　迟子建：

　　世界杯跟度蜜月一样

　　著名女作家迟子建是个不折不扣的女球迷。她认为没有哪个节日，会比世界杯更撩人心魄。这个节日虽然四年才一次，但会持续一个月，这简直跟蜜月一样，让人陶醉。“我当然会全身心地看，尽量在此期间不外出。冰箱里要塞满哈尔滨的啤酒和红肠，随时为赏心悦目的比赛而举杯！”迟子建说，1998年写作《伪满洲国》时，适逢法国世界杯，她毫不犹豫地停下笔来。南非世界杯期间，她也不会写作。“我要看的场次太多了，已经把赛程表放在案头，勾画了一些必看的场次。中国足球在打假，而一水之隔的朝鲜队却在2010年真刀真枪冲入了世界杯，羡煞我也。在我两岁的那年，朝鲜队在世界杯上战胜了意大利队，闯入八强。而韩国队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杀入了四强。总之我挺关心亚洲球队的命运。哪怕它们是世界杯盛宴上被宰的羔羊，我也希望他们是被庄严地摆在祭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