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课该怎么上

　　尽管对国学的质疑之声渐少，但对身处其中的老师和学生们来说，国学专业的教学体制如何，该上哪些课，课该怎么上，始终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高校的国学教育体系，基本可以分为学历教育、培训班性质、实验班等几类。

　　以人大国学院为例，自2005年创办之初，就确立了六年制本硕连读的培养模式。“这主要是从便于学生从事研究考虑。”黄朴民说，“通常在本科的四年时间里，学生既要学习通识课程，又要学习专业课程，还要为找工作而奔波，其实很难对本专业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则采用“1+3+3”本硕贯通培养模式，本科阶段不分专业，本科毕业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哲学、文学、历史学三个专业中任选一个专业毕业，学校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硕士毕业时根据主修方向颁发相应的硕士学位。有的高校的国学院则属于学术研究机构，如清华和北大的国学研究院，它们只招收国学方向的博士生，不进行本科、硕士的学历教育。还有更多学校的国学班，属于单独设置的实验班，或者干脆属于成人继续教育范畴，不颁发学历。

　　对于开设学历教育的高校来说，系统的课程自然是重中之重。目前，在人大国学院和山大尼山学堂，它们的课程体系均以经典研读为中心。《论语》、《荀子》、《老子》等国学经典研读，都是学生们的上课内容。人大国学院还要求学生选修书法、背诵古诗词、吟诗作赋等。

　　山东大学尼山学堂的开课框架，主干部分基本来自《四库全书总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长杜泽逊说，这是学习张之洞的思路。

　　“张之洞曾向初学者介绍一位‘良师’，那就是《四库全书总目》，他认为，把《四库全书总目》读一遍，就对国学的学术门径有了大概的了解。”杜泽逊说，“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四库全书总目》的框架是经、史、子、集四部，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学问的主流。”

　　尼山学堂的导读课包括四部中的顶尖典籍，为了让学生打好古典基础，还开设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课程。此外，出于让学生掌握全面情况的考虑，尼山学堂还开设了中国文学简史、中国史学简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学术源流等课程。

　　“这样的课程体系搭起来，我们认为中国古典学术的主干就有个大概模样了。”杜泽逊说。

　　在人大国学院，除了类似的课程体系外，还引入了“读书班”的概念。黄朴民说：“国学教育要与文史哲融会贯通，必须保证学生有足够的学习时间去研读经典。为此，学院鼓励教师在中西结合、古今融汇的基础上，开办经典读书班。”

　　目前，人大国学院已开设了5个读书班，涵盖史料编年考证、文字训诂等多个方面。国学院教师陈壁生2007年开办了自己的读书班，是人大国学院最早开办读书班的教师之一。他的读书班重视注疏。“注疏是经学研究的重点，没有注疏就没有经学。《论语》读书班就是以《论语》的四家注本为基础，由不同学生分别负责其中一个注本，在每次读书会上，学生对照注本逐一解读，并相互讨论。”陈壁生说。

　　在系统的课程体系以外，导师制、游学等方式也是各高校开展国学教育的主要手段。纪宝成认为，国学教育的内涵变得丰富和具体化，是近些年国学教育发展的成就之一：“各校国学院都根据自身的条件与特点，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国学教学体系，积累了大量经验，包括教学体制的建立、教学方法的创新、国学课程的规划、师资队伍的组建、基本教材的建设、教学评估的推行等。”

　　“户口”的尴尬

　　尽管国学教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很多高校来说，国学始终无法取得学科“户口”，是他们的一大心病。

　　目前，在绝大多数高校，学院通常是将某一级学科的一个或几个二级学科集中起来设立，一个学院里毕业的学生，最终拿到的学位基本都是一样的。比如，人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所学专业都属于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学，而新闻传播学又隶属于一级学科文学，所以尽管他们专业不同，但最终拿到的都会是文学学位。

　　不过，对人大国学院的学生来说，尽管他们在一个学院，最终拿到的学位却分为三种：文学、历史学、哲学学位。

　　这种和其他学院迥异的现象，凸显出国学目前的尴尬。尽管国学复兴已成大势，尽管高校研发的课程体系日趋丰富，但国学至今没有取得学科“户口”，在国家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并没有“国学”这一学科。目前大学里的国学教育只能颁发博士学位，而本科与硕士学位只能根据学生就读期间的侧重点，分别颁发文学、历史学、哲学学位。

　　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说：“如果要搞清这种格局的肇始，那么人们可以追溯到百年前。五四运动以后，当时的一些国学研究机构借鉴西方学科分类体系，把中国的传统学术和文化进行了分类，基本上分成了文、史、哲三大领域。”

　　“这其实割裂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国学。”黄朴民认为，“国学的优势是对各个学科的融汇贯通。虽然近代以来文史哲学科的分类有其意义，但任何一种学科都不能包办天下，国学教育与文、史、哲分科教育互补，在教学上打通传统文、史、哲分科的界限，是对现代教育一种很好的补充。所以人大国学院建立之初，有一个口号就是要搞‘大国学’。”

　　“大国学”语出季羡林。季羡林认为，国学不是“汉学、儒学”等狭隘的国学，而是集全中国56个民族文化财富于一身的“大国学”，“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

　　这一论断被广泛认为是“国学”定义的一大突破。很多学者呼吁要把国学当成一个学科，要上“户口”，都或多或少基于此说。纪宝成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还有一门学科叫做美国学。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学科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我对这点很不理解。”

　　曾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纪宝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一度连续三年提出增设国学学科的建议。与此同时，尽管要给国学上户口的声音数次高涨，但同时期，反对的声浪并不小。反对者认为，现代的所谓国学，大致就是一个阅读经典的基本功问题，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一具体化，便落到了文、史、哲三个学科上，不是属于历史的课题，便是属于文学或哲学的课题，这等于说国学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无法具体化。

　　纪宝成等人的呼吁始终没有成效，与此关系甚大。一度有传言称，国学设立学科一事放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征求意见时，有百分之六七十的评委反对。事实上，近年来，围绕该不该给国学上“户口”，正反双方爆发了一次次论战，此事至今悬而未决。

　　在多位高校国学院院长看来，这恰恰说明目前国学教育的尴尬。从大国学的角度看，国学还不是一个学科的现状，折射出的是现时代国学大师的匮乏。老一代的国学大师，无不博古通今。然而现在的高校国学院，大多只能进行某一部经典、某一专题的点式教学。某种程度上，这些课程确实没有跳出文、史、哲的分类。

　　“目前的国学教师，都是文、史、哲分科教育培养出来的，我们的知识结构和老一辈国学家王国维先生等相比还差距较远，知识构成和学术素养不免狭而不博、专而不通，尚难以很好地满足开展国学教育的特殊需要。”黄朴民说，“因此目前的国学教育不单单是培养学生，也是培养教师的问题。”

　  就业逆袭

　　尽管国学迟迟无法取得“户口”，但对接受国学学历教育的学生们来说，找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

　　2010年至2013年，人大国学院毕业硕士研究生125人，其中就业（含自主就业或创业）87人，继续深造38人。就业于党政机关12人；高校10人；其他事业单位24人；国有企业21人；三资企业4人；其他企业13人；部队1人；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和其他2人。按照北京现行就业率执行标准统计，国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为100%。

　　尤其是2013年，全国699万名高校毕业生走出大门，创历史纪录，号称“史上最难就业年”。而人大国学院的32名硕士毕业生就业率再次飙红，除了8人攻读博士，其余24人均找到理想的就业岗位。媒体将其称之为“国学院学生逆袭史上最难就业年”。

　　人大国学院副院长梁敬芝认为，人大国学院的学生高考录取分数在全国名列前茅，有一部分是在中学即对国学有特殊兴趣和特长的生源。学院以培养文史哲通才为目标，实行六年本硕连读制和全程导师制，加之多数学生通过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机遇，外语运用能力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可以说，国学院的人才综合素质十分优质。”梁敬芝说。

　　人大国学院首批毕业生侯浩然毕业后奔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博，他认为，国学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在人大国学院读了四年，在德国还是很受用的”。

　　在德国，他发现自己不但不比国外的其他学生差，甚至有不少优势。比如在古汉语文献的利用上，为了能与国际接轨，国学院常年聘请一流专家给学生上课。在这样的环境下，侯浩然曾经在国学院陆续学过藏文、满文、蒙文、梵文、西夏文和回鹘文六种文字，“即便在慕尼黑大学也难得有这么便利的学习条件”。

　　黄朴民认为，除了名校因素和毕业生人数少，国学院就业取得这样的成绩，和扎实的教育质量密不可分，“我们借鉴的是古代书院式教育的经验与做法。现代化的教育方式，一大特征是批量生产，而人文科学的个性化特别突出，手工作坊式的路径，师徒相传的方式，或许仍有存在与坚持的必要”。

　　在侯浩然这一届国学院学生毕业流向就业市场之初，他们曾遭遇过“技术性尴尬”。由于没有列入国家专业名录，不少用人单位在用计算机自动检索应聘者简历时，仅能识别“中文”、“历史”、“哲学”等名称，而对“国学”专业则直接排除，这往往导致国学院毕业生与一些就业机会擦肩而过。

　　如今，新的毕业生们不用再为那些“技术性尴尬”苦恼。如今，在多个著名招聘网站的招聘职位里，高校、人文研究机构、新闻媒体，都明确将国学人才纳入招聘对象。文博管理、文案策划、编辑出版、汉学交流等工作也有部分职位招聘有国学背景的人才。

　　“国学所承载传统文化的精神会对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等有所批判。从长远来看，国学对职场文化建设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黄朴民说。

　　毕业于人大国学院的赵晗，他的品牌餐厅已经在北京开了10家店。2005年，本在历史专业读大二的赵晗考入国学院。2008年，他拿着父母给他买房的30万元开始创业。创业伊始，餐厅连续半年每月亏损达到10万元，赵晗咬牙顶住，终于迎来转机。

　　“看似国学与创业没有任何联系，其实不然。”赵晗说，“在国学院的学习，让我通晓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这些都是决定做人做事成功与否最为关键的因素。”

　　他最新的一家店开在了北京西单老佛爷商场。华灯初上，餐厅已是人头攒动，客人们不惜排队等待半个小时。赵晗衣着普通，很难让人把餐厅老板和国学院学生的身份统一在他身上。

　　“国学，就是无用之用。”赵晗说。

　　国学研究发展现状

　　就国内而言，早在上个世纪初期，章太炎先生就创办了“国学讲习所”，是近代国学研究机构的开端。后来出现了著名的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到1929年结束历时四年，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中央大学也有国学研究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科学院曾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学热兴起。各个大学相继建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如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人民大学国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清华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国学室。

　　综观当前全球文化现状，中国传统文化已渐呈蓬勃复兴之势，尤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师大国学传播中心影响最大，其源也远，其积也厚。三家机构均以弘扬国学为宗旨，但又各具特色——北大国学研究院以学术研究著称，人大国学院以培养人才见长，而首师大国学传播中心则以传播和交流为重。国学传播中心，就是以推动国学的普及、研究、传播、交流为手段，以文化产业化、科研市场化为突破口，以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建设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积极探索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除了高校国学传播机构外，以北京老百姓国学会为代表的一批民间国学传播机构也应运而生，这些国学传播机构是以普及国学知识、弘扬国学精萃、建设先进文化为主要职能的常设工作机构，旨在在社会范围内，在民间，积极传播华夏文化、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记者 高毅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