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精读过美国学者雅克·巴尔赞那本有名的《从黎明到衰落》，他把路德宗教改革以来的西方文明史讲得博雅有趣，匡正了各种流俗之见，读起来真是无上享受。所以，又去读了他的《我们应有的文化》，这是本不难读的小册子，论调和《从黎明到黄昏》完全一致，但集中描述了西方当代文化的种种弊端。唱衰西方文化，与中国读者何干？当然是汲取教训了，还能幸灾乐祸不成？不妨来看，他讥讽如今艺术过剩，“在博物馆逛了一整天与酗酒没什么两样”，又嘲笑文学批评的术语像广告文案。这些都是在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甚至朝野还在大力推动的文化现象。巴尔赞活了一百零四岁，他的著史就是对一己悠长岁月的感慨与骄傲，因而对平庸繁荣的现代西方文化充满着慈祥的鄙视。说到底，是来自十九世纪的历史感驱使他写下这些失望之语。中国的当代文化亦可据此检讨，因为“当代”本身就是时代精神。

　　说起时代精神，中信出版社最近再版重印了一批书，取名为“时代的精神状况丛书”，取自雅斯贝尔斯的同名代表作。有几本最近在不少杂志的书评版频频亮相，特别是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其实这个译名太普通，应该直译为《危险的心智：政治中的知识分子》，看起来是批判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书？翻开目录，先看到海德格尔、施密特的名字，我们一定会频频点头，毕竟海德格尔加入过纳粹党，施密特更被誉为纳粹的“桂冠法学家”，再看到科耶夫、本雅明，不禁起了疑惑，他俩也算？科耶夫可是被尊称为“欧盟之父”啊！最后看到福柯、德里达，更加诧异了，凭什么要批他们不批萨特？读完才知道，马克·里拉根本不是在讲读书人参政议政，而是通篇批判哲人思想里妄图“驯化君主”的动机，这可是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不，应该说是政治哲人们的永恒诱惑。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从孔子周游列国到今天，也有好几千年历史啦。

　　知识分子与政治是个大话题，古今中外有关的书不少。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也是刚重印的一本，与马克·里拉那本正好相反，这本表彰了三位中右翼法国思想家。他们仨都和政治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莱昂·布鲁姆，曾经在法国沦陷前夕代表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出任总理。三个人身处战前和战后法国左翼的汪洋大海，媒体和公众每天都在要求他们就各种事件表态、站队、给个说法，但他们仨坚持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判断时代是非，极少迎合公众的口味或者选择沉默，为此经年忍受着口诛笔伐。他们没有力挽狂澜，但也没有成为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注脚。顺便说一句，托尼·朱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学者，在2008年他罹患可怕的“渐冻症”后，仍然坚持履行学术使命，直至去世。

　　说起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思想与学术的独立，并不意味着思想与学术不能参与政治，时代的精神状况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改善。因此，如何参与，根据何种标准选择沉默或发言，却是不小的难题。最好的办法是了解一些政治哲学知识。政治哲学在国内的流行也有些年头了，施特劳斯那部经典的《政治哲学史》也跟着重印了好几版，但最近我还读了一本刚刚出版的《政治哲学》，流畅而不失精彩。该书是“耶鲁大学公开课”里政治哲学课的讲稿，作者斯蒂芬·斯密什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的“老巢”。这本专题讲稿也有较为浓厚的施特劳斯学派氛围。但他的力道不在于如何细致准确地勾勒了从《安提戈涅》的阐释到托克维尔的反思，而是时时处处与美国的政制相勾连，用政治哲学解析现实中的政治实践。这比一般的四平八稳的政治哲学史好看得多，也能启发读者用一种政治哲学的眼光，审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