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琢磨生活到表现生活
从根本上说,文艺家就是用心琢磨生活,并用心表现生活的人。作家、画家、音乐家、舞蹈家等都是在用心琢磨生活的基础上,分别用语言文字、画面形象、节奏旋律、身段造型等表现生活。可以说,文艺创作的前提是琢磨生活。只有先把生活琢磨深、琢磨透了,才能谈得上将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表现出来。 每个人本来就身处生活之中,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每日所遭际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都是我们体验生活、感悟生活、琢磨生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因此,文艺家凭借自己惯常的生活感受及读书体悟等,也能创作出文艺作品,包括一些优秀作品。可是,由于社会不断发展而导致的分工越来越细化,我们每个文艺家个人生活圈之外,还有无比广阔、无比丰富的各行各业千差万别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去接触、不去深入体验,就无法琢磨出它的复杂滋味、无法领悟到它的丰厚意蕴。因此,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文艺家下基层,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是十分必要的。文艺家必须走出个人的“小生活”,走向社会的“大生活”,在下基层和扎根基层过程中,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更加真切地感受人民的快乐和疾苦,直至真正做到习总书记所要求的“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只有这样,创作才易接地气、贴民心,才易产生激荡时代风云、散发泥土芳香的精品佳作。 2014年年底,我参加安徽省文联组织的文艺工作者下基层活动,到阜阳市颍泉区周棚镇深入生活,吃住在农家、生活在农村、创作在基层。在与当地村民及基层文艺工作者交往时,我不仅感受到基层群众对文艺和文化的喜爱与渴求,而且更感受和领悟到一些原先没有想到、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到阜阳颍泉区后,当晚我们住在周棚镇安郢村村民安超的家里。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同行的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就问我:“钱老师,您睡得怎样?我被吵得一夜没睡着。”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清明》杂志社原副主编倪和平接着就说:“这房子太靠近马路,吵死了,我也一夜没睡好。”确实,夜深人静之时,一辆辆大货车从公路上呼啸驶过,不仅声音大,有时连房子都微微颤动,简直无法入睡。在我原有的印象中,与喧嚣的城市相比,乡村是平静的、清朗的,许多农民是淳朴的、安贫乐道的。可是,为什么农民都争先恐后地选择把住宅建在公路旁边?而不愿意把住宅建在远离公路比较僻静的地方?为什么原来比较安宁温馨的村庄相距不远,却只剩下无力搬迁的贫困户而呈现萧条景象?为什么我们嫌公路边过于嘈杂、灰尘过大,不适合安家,而他们觉得适合、觉得好?如果说是因为靠近公路出入便利,方便开个小店铺挣钱,那么沿公路两边排开的近百家农户,绝大多数并没有摆摊设点,为何还把房子迁到吵闹的路边?这究竟是怕寂寞、凑热闹,还是随大溜儿,希望通过靠近公路拉近与现代生活的距离…… 这是以往根本没有想到,更没有引起注意的现象,里面饱含许多有意思并值得思考的问题,包括中国社会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深层矛盾,当代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变迁及农民心态变化的种种无奈的焦灼与祈盼、抗拒与适应。这次下基层感触很多、收获很多,这只是举一个小例子。我想,如果能以这一感受和启迪创作一篇小说,也许会有点儿自己的特色。 假若我们想到这一层就动手写作,如构思一个在城市机关工作的长子,为老家盖新房凑钱,寄给父母兄弟,可房子建好后,他携妻女过节回乡,却无法入睡,以至不得不回到原村庄破败的老屋里睡觉;如设想一家人辛辛苦苦建好房子后,开个杂货店憧憬不久还清欠债过上富裕生活,突然一辆卡车为避让对面占道行使车辆而冲进店铺(媒体有多次此类报道);还可采用对比手法,这边写农民纷纷搬出原来村庄到公路边甚至城市里安家,而那边城市里的大款和名人却盯上村里的宅基地和荒山土丘,要在那里盖高档别墅或度假村。如此等等,都可能写出一个短篇或中篇,甚至写成一部生动好读且有一定思想意义和价值的作品。 不过,如果我们琢磨生活到这一步即动手写作,似乎尚停留在新闻报道观察生活的层面(这里丝毫没有贬低新闻报道的意思,是其任务和职责限于此),而没有突破和超越生活材料表层的、普通的意义,赋予其深远博大的哲理意蕴乃至隐喻内涵,后者恰恰是优秀文学作品所应具备的。换言之,在这一层面上动手写作,作家只是充当了社会事件的报道者和讲解员的角色,而没有担当起社会生活底蕴的发掘者和人类精神财富创造者的重任。鲁迅先生曾告诫小说家,不要随便抓到一个故事,看出这故事的一点意义就匆忙下笔,而应注意“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列夫·托尔斯泰指出:“为了使艺术家知道他应该讲些什么,他就必须知道全人类所固有的、但同时又是他个人的,也就是人类所尚未知道的东西。”这里强调的“开掘要深”,发现“人类所尚未知道的东西”,正是我们所理解的“琢磨生活”的核心内容。 就文学创作而言,如果说,琢磨生活是“炼意”,那么,表现生活就是“炼句”。用《文学概论》里的公共话语表达,琢磨生活的“炼意”,就是对思想性的深广开拓,而表现生活的“炼句”,则是在艺术性上精益求精。 反观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当然也有黄钟大吕,启人心智的绕梁之音,但瓦釜雷鸣,混淆视听的刺耳杂音,却时常摇唇鼓舌,招摇过市。在琢磨生活的炼意方面,不仅一些作品是非不分,良莠不辨,自觉或不自觉地摈弃和动摇主流价值观,解构崇高、颠覆忠诚、戏说历史、调侃现实,把文学降格为简单娱乐或传达消极颓废思想的工具;而且一些颇获佳评的上乘之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缺乏思想对现实的穿透力,缺乏对历史的深刻反思,缺乏对人性的直面审视,缺乏对灵魂的严肃考问等种种遗憾和不足。在表现生活的炼句方面,等而下之者粗制滥造,胡编乱侃,叙事上的漏洞、情节上的破绽、人物形象的扁平呆板、语言文字的直白浅陋等等,可谓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至于等而上之者,虽然在结构技巧、叙述方式、语言锤炼等艺术追求上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也照样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如有的作家吸收外国文学影响,没有很好咀嚼消化,作品明显留有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叙述模式的痕迹;有的作家守不住创作应有的定力和追求,时常陷入简单重复自己乃至炒冷饭的泥沼等。还值得一说的是,如今许多作家普遍采用的间接叙述方法,即人物对话不用打引号的原话表达,而是改用作者叙述代替——这固然有助于加快叙述节奏,也便于作家轻松描述,却有损于刻画人物个性(对话是展示人物个性的重要环节),有损于文本叙述的丰富多彩和语言的必要张力。可以说,这种讨巧叙述方式的流行和泛滥,凸显了我们作家拈轻怕重的叙事惰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些弊病的产生,主要是我们既没有下功夫深入生活和琢磨生活,也没有在如何表现生活上锲而不舍地孜孜以求。正如登高才能望远一样,要在琢磨生活中独具慧眼地发掘出新意和深意,也与卑琐心灵、短浅眼光和浮躁心态无缘,它只青睐那些襟怀高远、思想深邃、目光敏锐者的探求和追寻。而要在表现生活上杜绝平庸,追求卓越,直至做到像杜甫那样“语不惊人死不休”,则必须舍弃熙熙攘攘、平坦易行、轻车熟路的大道,踏上荒草没膝、陡峭险峻、崎岖坎坷的小路,在艺术的崇山峻岭和语言的密林深处探幽揽胜,突围前行。这需要我们摈弃马虎草率、得过且过的敷衍成篇,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直至炼石成丹,孕沙成珠。 生活节奏的加快已将当今社会送入浮光掠影、行色匆匆的快车道。物质欲望的膨胀更把许多人引向心浮气躁、追名逐利的名利场。但文学艺术作为编织人类心灵五彩云霞的手工活,不宜抄袭模仿、千篇一律,不宜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它需要我们立足大地而仰望星空,正心笃志琢磨生活的奥义,匠心独运表现生活的斑斓,从而创作出真正“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力作。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优秀文艺家或期望成为优秀文艺家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只是“愿不愿”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关键看你自己的选择。 (钱念孙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