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与杨义称兄道弟，那是仗着自己与他相识已三十年，再说他年纪比我也大不了多少。而且，我还一直以自己是他的成名著的第一个书评作者而得意。但在我心里其实早就明白，自己在学术领域与他越来越不在伯仲之间。只消举出一点，人家是中国最高学术殿堂中国社科院的首批学部委员，而我呢，连某流大学的某级教授都没评上。不过，他老兄倒一直蛮看得起我的，认为我还可以与他谈谈学问，每出一书，总不忘送我。可是我，除了卅年前为他写过一篇书评外，再也没有写过第二篇。想想也真是对不起杨兄的一片好心。
卅年前，我与他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生。我们常常有机会一起谈五四，谈鲁迅、胡适等等。他的导师唐弢先生我也很熟。那时唐先生就对我说，杨义看书多，文章写得好。近年，我忽在报端见到“何时超越夏志清”的讨论题目，不禁暗笑论者的无知与偏见，盖彼夏氏之出名，无非因写了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而杨义的百万言同名专著早在近三十年前就已在整体上远远超越了夏氏。唐先生就对我这样说过。而且，连夏氏本人其实也是默认的。我就见过夏氏写给杨义的信。
我一直没再写杨义，是因为佩服之余，深感难写。杨兄的学问，早已大大超越了“现代文学”。尽管我自己后来也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古典文学和国外汉文学等研究，但杨义学术发展之博通精深，还是令我望而生畏。本来，我们的前辈如王瑶先生、唐弢先生等等，也都是对古典文学深有造诣的。当代，以研究现代文学而转向古典文学并取得成就的，也颇有人在（如严迪昌、赵园等）。但杨义不仅转到中国古典小说史，李白、杜甫诗学，《楚辞》诗学等领域，而且一下子冲升至先秦诸子学，还旁涉中国叙事学、少数民族文学史等等。转向幅度之大，之深，令所有人惊叹不已。更为难得的是，杨义还在每一方面都取得了第一流的成绩。例如，在某次全国文学博士点“百年古典文学回顾”的学术会议上，大家就推举他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列于该领域成果第一。
近年来，杨义主要孜孜不倦地埋头于“先秦诸子还原”的研究撰著之中，已经出版了《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四部，预告即将出版《论语还原》。据说，排队待写出版的“还原”类宏著共有六部之多。这实在是当今学术界的一大盛事！用他对我讲的话来说，研究先秦诸子，就是研究我们中国人的根本，就是研究中华文化的基因。诸子离我辈很远，又很近。他们的肉体生命已经化为尘埃，但他们的文化生命却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清朝乾嘉以来，有关诸子学的研究有过很大的成绩。杨义不仅系统地掌握和清理了前人的成果，而且对他们的长处和局限进行了深度的反思。他认为，清代诸子学重在文献考据，民国诸子学重在疑古创新。但考据多未突破经学中心，忽视了民族、民间问题，难以接触诸子的真性情、真生命；疑古则时有过头，造成满目伪书，相当程度地将传统碎片化了。有鉴于此，杨义的“还原”就是要在文本、生命、文献、民俗、考古、口头传统等各种学术维度的交互映照中，一则还原诸子的生命，二则还原诸子思想的原本过程，三则还原诸子百家丰富复杂的发展脉络，四则还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整本真的文化发生学。
杨义兄的这番高言谠论我未必都能弄懂，但他的研究方法和治学实例对我确实极有启发。不贤者识其小，我对杨兄考证的老、庄、墨、韩的身世之谜，及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具体年份等等特别感到有趣和信服。在千百年来别人没有看出问题的地方，他目光如炬，独能看出问题。各种文献、线索聚合纷至，各种研究方法随手拈来，千古之谜，豁然贯通。我觉得，他是真正把书读活了的。
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常常举杨兄之治学为例。杨兄自己总结出治学五条路径——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眼学强调阅读经典和原始文献，耳学是通过听讲扩展视野、交流思想，手学要求勤于动手找材料记笔记，脚学是通过田野调查亲临文学文本发生的现场，心学指用心体会研究对象内在的生命及意义。五学并举，多维互参，实现材料的博采与学科的综合，将学问推向新的境界。我的学生都听得如痴如醉，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杨义做过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个所的创始所长是郑振铎先生。我在杨兄做所长时，曾对他不客气地说过，社科院文研所一直没有人好好研究郑先生，也没有人写过有分量的研究郑先生的论著，可以说是“数典忘祖”，对不起郑先生。我这是用“激将法”。果然，后来杨兄就与他的研究生合写了一篇两万余字宏文《献身中国文艺复兴的卓越先驱——郑振铎论》，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这是我看到过的论述郑先生最精彩的论文。
历史学家周予同曾这样评价郑振铎：“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部门实在圈不住他。”（《汤祷篇序》）在这一点上，郑振铎与科学院老院长郭沫若十分相似。而郭沫若早在1920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us（按，德语，类型的意思）：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三叶集》）郭沫若、郑振铎无疑就属于“球形发展”的一种类型。而我感到我们的杨义，已经具有了郭院长、郑所长的气象。
他原来是广东海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他至今保持着农民的朴实的本质。他平时不讲究穿着，如果拿掉一副眼镜，也就和普通的工人农民差不多模样。但他却是当代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者！我诚挚地希望他能够在世界学术舞台上，为我们中华文化争得更大的荣光！
（陈福康，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