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小说版权授权发布会3月21日在青岛举行，该书作者刘知侠的妻子刘真骅将小说电影改编权授予和力辰光文化公司，这就意味着1956年的经典电影《铁道游击队》、1995年的复拍电影《飞虎队》将进行第二次复拍。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当代著名作家刘知侠逝世24周年。尽管片方表示将在小说原著主体故事基础上，运用最新电影技术和表现形式，再现70年前铁道游击队不怕牺牲、抗击日寇、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作战的故事，但在观众已然非常熟悉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情况下，在已有复拍先例的前提下再度复拍这部电影作品，会有多大的胜算。已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们首创的黑白电影经典《铁道游击队》和有刘威、李雪健等电影明星复拍的彩色电影精品《飞虎队》在先，那么，如果不是仅仅剩下现代电影高科技手段这最后一锤子，想要导演出奇、故事出新、演员出彩，恐怕是骆驼穿针眼——难！

　　面对再度兴起的经典电影“复拍”，一概反对、坚决抵制固然未必妥当，中外经典被不断翻拍、重演、改编、再创作的现象比比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成功的案例。观众之所以对那些经典名著在了如指掌的情况下依然能百看不厌，是因为成功复拍的经典改编电影的人性刻画打破历史时空藩篱，因为不同的主创者以不同的理解与才情，给经典作品以精彩深刻的创造性赋形，使得每部由经典改编、复拍的电影都能为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感受。

　　在此意义上，对文学经典改编影视的反复重叠运作的现象，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草率认同。其中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够、可不可以“复拍”，而在于如何“复拍”，在“复拍”时应秉持什么态度、需要具备怎样的改编功力。复拍作品，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原著，这是第一位的。纵是创新，也要在把握、吃透、贯彻原著精神主题的范畴之内进行。

　　经典名著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不会衰朽的“活招牌”，复拍当然不该成为“雷区”，而很好地把握原著思想内核，在深刻理解、用心阐释的基础上刻画人物和讲好故事，做大胆与谨慎双结合的创造性、超越性文章，才是复拍赢得胜算和口碑的关键。事实上，成功复拍的影视作品甚至能为原著增色，开发出作品崭新的生命力，为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学感受与认知收获。

　　但为数不少的复拍影视剧却遭遇滑铁卢和走麦城的结局。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它们随意改动原著，将旧版电影中的经典要素改编得经典不再；它们导演味道太重，自主性太强，被观众指责离原著太远；它们随意改动人物台词，甚至重新设计人物台词，出现现代雷人台词，让观众倒尽胃口、跌碎眼镜。前赴后继的复拍戏如今正在中国的银幕和荧屏上，隔三岔五地生产着、上演着，狂欢着。

　　就《铁道游击队》的复拍而论，如果主创者不费大工夫，匮乏艺术创新，只是为了向经典作品“致敬”，盲目相信经典电影“复拍”定能赢得观众，甚至为了票房在主观意愿上的保证效应而硬性上马，那么“复拍”这柄双刃剑，很有可能会刺伤了复拍者们自己，当然同时也会刺伤对经典旧作已经了然于心的审美消费群体。后来者欲再揽这瓷器活，是不是得先扪心自问一下：阁下手中可有那金刚钻？

　　著名演员侯勇就曾回绝了出演《霓虹灯下的哨兵》连长的机会，理由简单，步人后尘，难有造就。塑造这样一位世人皆知、业已成型的个性人物，无异于顶着碾盘做戏。另一位著名演员孙红雷在电视剧《军歌嘹亮》中扮演“高大山”，处处模仿孙海英却无人喝彩，而在电视剧《潜伏》中饰演余则成却一举成名的实例，胜于雄辩。

　　电影作为文艺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人们的精神成长有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我们的影视文艺家们应该充分认识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使命，克服浮躁、焦虑的情绪，努力摆脱模仿、“复拍”的怪圈，致力于原创力的发挥，努力开辟原生态、源头性的影视题材资源，以此作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向。

《铁道游击队》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