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

　　电视剧《老农民》中的牛大胆（中）

《马向阳下乡记》体现了在农村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联中塑造新农民形象的努力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电视剧《老农民》和《平凡的世界》热播，农村题材、农民形象俨然成为电视荧屏上引人瞩目的热点，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题材剧稀缺的情况有所改观。此外，与许多近乎情景剧、滑稽剧的农村剧相比，这两部电视剧都试图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中讲述农村的变迁，塑造中国农民的群像，从而显得底蕴更为厚重。这样一种历史视野的存在，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世纪变迁与现代中国巨大的历史波动之间的深度关联，观众才更有可能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当然，也因为这一历史关联的史诗性意义，我们有必要对电视剧所塑造的这些农民形象提出更为严苛的要求。

　　以这两部剧为代表的近期农村剧在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中显然下了很多功夫，无论是对农村日常习俗、生活场景的描摹，还是演员对农民日常行为及其心理活动的捕捉，都更为贴近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如果说，有些年轻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相对数十年前的青年农民还显得有些代际之“隔”，但我们显然已能看到他们试图进入角色心理的努力，而由陈宝国、刘威这样的老戏骨塑造的牛大胆、孙玉厚等形象，从生活实感来说极为地道贴切，从文化特质来看传统印记鲜明，给人留下了“活生生的”、“意蕴自足”的深刻印象。

　　不过，在这些农民形象塑造得愈发真切的同时，换句话说，当农民理直气壮地变成“老”农民，我们不能不注意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一种文化民粹主义倾向在中国农民形象的电视剧塑造中开始浮出水面。具体而言，这种民粹主义倾向是指当代农民形象从社会行动主体到日常活动者，进而从人民性向农民本位主义滑落，在这一滑落过程中，作为深刻影响并改写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当代历史则几近蜕变成看似浓墨重彩、实际苍白失血的一道道布景，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在场的意义。在我看来，虽然，类似《老农民》这样的电视剧所塑造的“老农民”形象，通过对农民与土地深厚情感的渲染似乎传递出农民群体恒久持存的基本诉求，通过对忠孝传家之类价值观念的张扬而体现出与民族传统的某种接续，仿佛脚踏实地站在了农民的立场上，以至于“比农民还要像农民”，从而深得观众的认同，但恰恰是这看似逼真的表现和道义的陈辞，却使土地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遭到急剧消减，而农民形象也出现了“去政治化”的大踏步历史回退。应该说，这很大程度上既是后“冷战”时代新意识形态对20世纪革命史的重新书写，也是一种长久缠绕在文化生产中根深蒂固的对于底层和农民的民粹主义文化想象——牛大胆们凭借自己的质朴纯真的品质和某种程度上不乏狡狯的生存智慧，从20世纪那一端走进剧情，然后穿越数十年的时代风云，最终站立在历史的瓦砾堆上，走到了观众所身处的当下——历史或许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仿佛并未改写他们的性格实质。

　　对于数千年躬耕于古老中国的中国农民而言，长时期处于社会的底层，沉重的社会压力使他们就像附着在土地上的草木，难以主宰或改换自己的整体命运，“老农民”这一称呼与其说是他们的自我认同，不如说是一种无奈接受后阿Q式的自我宽慰。然而，这一切在20世纪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自土地革命以来的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不容否定地赋予了农民划时代的社会“新人”的身份——“老农民”对生活的基本诉求、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对亲情伦理的看重、朴实单纯的性格、脚踏实地的生存智慧等等，这些人类历史任何时刻都极为重要的部分，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当然得以存续并被珍视，然而，这些部分却摆脱了老农民狭窄的日常生活世界，而第一次在总体性社会创造中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无论是周立波塑造的赵玉林、郭全海，还是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他们并未失去“老农民”的优秀品质，也没有离开农村的生活世界，但这些品质和这个世界却已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行动中得以提升，当然，也被洗礼。因此，我们在《暴风骤雨》和《创业史》中看到了发生在农村生活和农民群体之中的斗争，看到了在斗争中才得以锻造出来的新的农民形象，也看到了发生在农民自己身上“新”与“老”的斗争。历史既为人民所推动，历史也改造了人，在20世纪深刻的历史变革之中，“老”农民已经脱去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枷锁，而在新的社会创造进程中、在领受新的权利也即新的责任中获得了新的主体地位。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所以，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为了行动才需要性格的配合。”这里的行动，是一种区别于单纯生产和单纯思辨的主体性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是一种区别于重复性的日常生活场景和既定的沿袭认同的社会行动，人物性格和人物形象只是在这样的行动中才变异生成，而不是相反——行动是为了使某种观念化的人物形象道成肉身。然而，在《老农民》中我们遗憾地看到，一次次剧烈的社会行动，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牛大胆的自我认同，倒是更凸显出他天然存在的某种本色；代表历史意志的社会行动，在牛大胆的本色面前，反倒显得任性有加，最终，胜利属于本色的“老”农民牛大胆，而轰轰烈烈的社会历史变革，却只能无声地退居幕后。然而，“整整六十年”，如果农民真的只是变回了“老”农民，所谓“进一步的解放和自由”又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成立呢？同样，尽管一定程度上忠实原著使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保留了较强的历史感，但路遥笔下并未轻易置评而当下亟需细致推敲、理性反思的历史复杂之处，却被电视剧所强力凸显的“把黑面馍变成白面馍”这一“硬道理”简单地推向反面。孙玉亭对单干以后大队无政治生活的焦虑被处理成个人的“不着调”，妇女主任贺凤英则干脆替改编者跳出来否定自己；原著中孙少平竭力摆脱封闭自足农村生活并最终成为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农村社会价值迷失的无声抗议，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即指出了农民变“老”的事实，而在电视剧中，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不出意外地蜕变成个人奋斗的新意识形态幻象，则客观上取消了农民群体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性可能，坐实了“老”农民的身份。

　　当下，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绕不过去的关口，在这样的历史性要求面前，农民群体从“老”到“新”的自觉转变再次成为难题中的难题，对农村题材电视剧来说，我们需要更多如《马向阳下乡记》在农村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联中塑造新农民形象的努力，而不是抱残守缺轻易生产出众多文化民粹主义式的“老”农民形象。      （乔焕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