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藏万卷书长有
 
发表时间:2015-03-31   来源:东方早报
 
 

 

  项天舒,1941年生于上海市松江县,原名项永鹤。1961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66年毕业后,先后在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和闵行区教育教学研究所从事教学教研。1988年受聘为中学高级教师。2002年退休。著有《寻找那一片绿》。另有散文、随笔等近三百万字散见于报刊。

 

 

 

 

 

   还是在学生时代,项天舒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之后,他踏上工作岗位,成了中学语文老师,买书又成了他的一大爱好。买书、读书、用书,都是他所乐此不疲的,至今藏书已达万数之多。项天舒说,有书与自己相伴,工作时有底气,退休后有慰藉,不失落,不寂寞。他在作于2008年的一首七绝《翻阅藏书回想》中写道:“铁鞋踏破觅来时,苦乐其中只自知。架上藏书寄吾想,心迹历历见于斯。”

  项天舒的第一批藏书,来自南京,时为1967年秋天。“破四旧”的风潮暂趋平息,街角巷口,偶然会碰上背着鼓鼓囊囊黄书包的人,神秘地问上一句:“有书,要吗?”他所收藏的上海会文堂书局的《柳河东文集》等,便得自当时的地下交易。后来,项天舒又在山西路上一家废旧物资收购站,淘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两大袋书,内有曹禺剧本等,寄存在朋友家里,直到离开南京时才取回。去取书时正当冬天晚上,冷得很。他坐了辆三轮车往下关站走,“车上除了衣物,便是那两箱书。一路上,昏黄的灯光透过梧桐树射下来,还时不时有几个提着棍棒的人在游动”。项天舒就这样听着冬夜落叶发出的窸窣的声响,既依依不舍,又忐忑不安地,带着自己的第一批藏书,告别了朝夕相处六年的石头城。

  项天舒的第二批藏书,大约得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去买书的那天清晨,莘庄新华书店门前早已排起一列长长的队伍,项天舒和妻子也站在其中,就这样等到书店开门,再随着急不可耐的人群涌进书店。项天舒曾在绝句《忆旧三章》中记录其事:“‘文革’艺苑久荒芜,早盼心田春雨苏。闻道县城名著售,几人排队带妻孥。”

  在购书的漫长经历中,还有许多留下难忘印象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福州路的上海书店二楼,正中是间大的房间,左右两间较小。上了楼梯靠右面一间书屋是对内部开放的,需有高校购书证明才能入内,办公桌前往往坐着一位已近中年的女营业员。项天舒靠着和店员的熟稔关系,有机会买到当时新华书店所稀缺的书。到了九十年代前后,买书的热潮似乎冷了下去,在淮海路上的三联书店,项天舒以特价买到了一些至今仍然喜爱的书,如上海书店印行的1982年版《清名家词》(全十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全六册)、《五四:多元的反思》(林毓生等著)、《六朝文絜笺注》(黎经诰笺注)、《中国礼教思想史》(蔡尚思著)、《清诗纪事初编》(邓之诚撰)、《唐宋词论丛》(夏承焘著)、《读书丛札》(吴小如著)、《唐人绝句评注》(刘拜山、富寿荪评注)、《杨万里选集》(周汝昌选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龙榆生选注)及《胡适日记》等。

  项天舒读大学时,所学的专业是中文,待到写有关新月派、现代派的毕业论文时,才有机会了解当时尚处于边缘地位的徐志摩、戴望舒等诗人。但要读到这些诗人的作品,项天舒必须先找党总支出具证明,再找导师、诗人赵瑞蕻签名,最后盖上学校的公章,才可以到大学的图书馆和省市级的图书馆查阅,从陈旧的杂志和秘藏的孤本上,草率地一一抄录。如今,项天舒还保存着当年的两份“证明”,保存着当年手抄的《翡冷翠的一夜》(徐志摩)、《猛虎集》(徐志摩)、《望舒草》(戴望舒)、《我底记忆》(戴望舒)等。

  项天舒熟读周作人,大概也信奉周作人所说的“以读书代吸纸烟”。多年来,他不饮酒,不吸烟,就爱逛书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州路的一处弄堂口有家简陋的小吃店,有时他逛完书店出来,便在那儿买上二两水饺,权作午餐。如今,这家小吃店早已销声匿迹,他也很少去书店买书,即使要买书也由女儿网上邮购,或买特价书。但也有例外,有一次去文庙书市,发现一本《词学季刊》创刊号,书的品相很不错,书摊主人开价一千元出售,项天舒考虑再三,怕失之交臂,结果经讨价还价,以六百元成交。回家的路上,他心里不断嘀咕“是否买贵了?”后来上网一查,看到信息:“青岛惊现《词学季刊》创刊号,售价两千元。”为此项天舒自得其乐了好些天,也没少在书友面前炫耀。时代不同了,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不止一页,淘书之乐却是一直在的。

                                                   (摄影 沈震宇 撰文 郑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