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刘勇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新图书馆

时间：二○一五年四月

 

　　刘勇 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席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郭沫若研究会、老舍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成果分别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和一等奖。

 

 

 

萧红部分作品

 

　　在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读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出来的。推而广之，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读不读《红楼梦》，读不读鲁迅，包括读不读萧红，都是可以从脸上看出来的。总之，一个人读不读书，读几本书都是在脸上写着的。

　　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虽然萧红只活了短短的31岁，但她却拥有久远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萧红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特别是年轻读者的喜爱，这难道不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吗？

　　萧红是谁？萧红是东北作家群的一员，但又超越了东北作家群的群体特征；萧红具有左翼文学的特质，但又超出了左翼文学的范畴；萧红是一位女作家，具有女作家的细腻和敏感，但又超越了女作家的共性，更具有粗犷、青涩、孤独的特有个性。萧红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自然与左翼作家、东北作家群、女作家的身份等有关，但更与超越这些身份有关，更与她自己独特的风格魅力与人格魅力有关。冰心活了100岁全身心写了一个“爱”字，足以洗涤人心；而萧红活了31岁写了一个“恨”字，却更加撼动人心。恨往往比爱更复杂、更深沉、更震撼。今天我们再读萧红，是因为她作品中独立的思想，也是因为她的敏感与不幸；是因为她作品中稚拙的表达，更是因为她的孤独与忧愁；是因为她作品中犀利的笔锋，同时还因为她的怨恨与不甘。

　  敏感：萧红独特的人生气质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记录了一个“琴声不再响起的遗憾”的故事，而讲述这个故事时，萧红已久在病中。据萧红自己回忆那是在上海的时候，每到深夜就寝时，便会听到窗外传来卖唱的胡琴声，她发现这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孩子和一个卖唱的盲人老者，由于被琴声所感动，于是她将铜板包好扔到楼下。自此，小女孩和盲人老者每天晚上都在同一时间为萧红拉上一曲，而萧红则会把准备好的铜板扔给他们。但有一天晚上，萧红外出忘记关灯，回到家时已经很晚，没能实现与他们的约定，琴声从此再未响起。萧红深感内疚，常常想：那天晚上，当他们一无所获地离开时，该是多么的失落和悲伤啊……还有一个故事，是鲁迅记载的：有一天，萧红来到鲁迅家里，站在楼下兴奋地大声叫喊着鲁迅：“先生！先生！你快下来！”鲁迅慌忙从二楼下来，询问她何事，萧红不住地高喊：“先生快看，太阳出来了！”对于萧红如此特殊的敏感，鲁迅甚为感慨。只有高度敏感的人，才会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讲述自己不经意留下的遗憾，也只有异常孤独的人，才会因为一次普通的太阳出来而兴奋不已。

　　萧红的敏感与细腻，还体现在她的作品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萧红为读者勾勒了一个作为“普通人”的鲁迅，用细节绘出了一个鲜活的鲁迅。正因为萧红的敏感与细腻，才会发现鲁迅会“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才会发现鲁迅“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也正因为这些敏感而细腻的描写，使得在众多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回忆鲁迅先生》一篇显得更加感人至深，更加别具一格。

　　孤独：萧红特殊的生命体验

　　坐落于呼兰河边萧红故居中的那尊雕像正是萧红孤独的写照。深层的孤独与寂寞一直袭扰着她，孤独使萧红拥有了独特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

　　萧红是孤独的，她从小坐在呼兰河边，默默地想着这条河从哪里流过来，要流到哪里去……这是经典的作家式的思维方式。凡是著名的作家或文化名人，虽然各有各的人生经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懂得“享受”自己的孤独。许多作家沉浸在自己的“后花园”之中：萧红有呼兰河边的“后花园”，鲁迅有“三味书屋”，郭沫若有沙湾的“后花园”，歌德有法兰克福故居中的“后花园”，普希金则在圣彼得堡的故居中享受自己的“后花园”，这些后花园不仅是作家精神的慰藉，是其人生最珍贵的宝藏，更是他们享受孤独的最佳场所。

　　萧红的孤独让她既可以从女性立场出发，唱出一首挣扎于生死之间的女性悲歌，也可以从生命体验出发，绘出一幅和着原始与愚昧的民俗图景，透露出一个现代人对于生命的深度思考。这份孤独，使她的作品变得深刻和令人难忘。这份孤独，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朋友。萧红拥有众多读者，到呼兰河故居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都是萧红的朋友。萧红真正的朋友是她的读者，读者是她永远的朋友。有理由相信，萧红会继续拥有更多的读者。

　　怨恨：萧红特有的审美情绪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其创作资源无非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得到的太多，二是得到的太少，甚至从来没有得到过。冰心自出生之日起就一直生活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始终拥有最丰足、最完满的爱，因此她也以将最宽厚、最博大的爱奉还给他人和社会为天职。冰心虽然是以“问题小说”而名震文坛，及至晚年她依然密切关注着社会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但她整个的文学创作始终没有脱离过两个内在的支点：一是对爱的竭力颂扬，二是对人生根本价值的不懈追寻。

　　而萧红的人生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怨恨。萧红故居内有一幅她的人生旅途行走图，短短的人生，她走过了那么多地方，从一个异乡到另一方陌生的土地，今天不知道明天的落脚之处。这幅图让人们瞬间明白了什么叫作“步履匆匆”！萧红常以无家人自称，在组诗《苦杯》中说：“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在散文《失眠之夜》中又说：“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正因为萧红拥有寂寞孤独的童年，漂泊流浪的生涯，爱情的辗转波折，逃难的寂寥凄凉，才使她能够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关注并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才使她能够绘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作品拥有足够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久远的魅力。

　　萧红的创作与那些“大家闺秀”作家完全不同。女作家沉樱曾表示：“我的小说大都是编辑催逼下写出来的。”19岁的冰心发表小说《两个家庭》，作品一投而中，此后“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萧红作品的发表，没有一部是那么顺利，那么从容，那么应接不暇，但是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源自心灵的创作，都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大家闺秀”作家的另一位代表凌叔华，她的小说《酒后》写的是一位少妇，在丈夫的朋友醉酒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一下的强烈愿望，丈夫最终允许她去吻了，但当她走到那位朋友身边时，却说“我不要kiss他了”。故事充满了“太太客厅”中的闲情逸致，弥漫着上层社会的贵族气息。而所有这些与萧红无关，萧红只与苦难有关，与怨恨有关。

　　如今，“萧红”频频出现在电影、话剧之中，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萧红人生的传奇性与悲剧性，其二则是萧红作品所具有的经典意义。与电影《萧红》中的宋佳相比，与电影《黄金时代》中的汤唯相比，真实的萧红没有那么靓丽，但却比她们复杂、丰富、深沉，特别是比她们痛苦。有人曾评价张爱玲是上世纪40年代文坛的一颗流星，她的作品光彩夺目却转瞬即逝，但张爱玲毕竟活了75岁。其实萧红才是真正的流星，因为她只活了短短的31岁。正如她临终之际所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但短暂的人生，却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人的生存状态有独到的观察与深度的思考。于我们而言，不应只了解她的故事，更不只是了解那些所谓的爱情故事，对徐志摩、郁达夫等也是如此，归根到底，他们是以诗才闻名，以文才闻名。

　　《生死场》：民族的寓言

　　《生死场》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35年出版，鲁迅亲自为之作序，将其列入“奴隶丛书”之三。《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并由此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事变这场巨大的灾难促使一群年轻的东北作家带着血与泪、悲与痛，从东北苍凉的大地走出来。他们的作品充斥着情与恨，哀与伤，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们被称为“东北作家群”，除萧军、萧红之外，还有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李辉英、罗烽、白朗、黑丁等。与海派文学“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不同，“东北作家群”体现的是对东北大地民族命运、对东北人民生存状态的深切思考；与海派文学“充满物质欲望的人性因素”不同，“东北作家群”反映的是人类实实在在的寂寞与愚昧，实实在在的痛苦与挣扎。在中国左翼文学的谱系中，“东北作家群”带来的是一股清新而狂野的雄风。而萧红是其中个性最为鲜明、风格最为独特的一位。

　　鲁迅对《生死场》的欣赏是十分明确的。以往我们较多关注的是鲁迅在序言中对萧红及其作品的这段评价：“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其实，鲁迅在序言的最后一部分所表明的自己阅读萧红《生死场》的感受，是应该更加予以注重的。此时的鲁迅在灯下阅读《生死场》，在“死一般寂静”中那“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的麻木的“奴隶的心”，被深深的搅动了，他拍案而起：“我们还决不是奴才！”鲁迅被感动了，在萧红的作品中看到了反抗和不愿做奴才的骨气。鲁迅向读者推荐《生死场》的那种急切的心情是少见的。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太清新，太另类，太震撼了！无论是上海的左翼作家们，还是海派作家们，无论是新感觉手法的流行，还是革命文学的论争，都抵挡不住“东北作家群”尤其是萧红的那股紧接地气、直达人心的冲击力。

　　整部《生死场》紧紧直逼“是生还是死”这个令人窒息的主题，对于东北大地的人民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还可以选择、还可以思考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必须直接面对的不容思考的问题。在“你要死灭吗？”这一节之中，“死”字出现的频率高达20次，似乎一切都与死亡连在一起。面对死灭，东北民众最终选择了抗争：“死了就死了吧！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啊……”“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可以说，《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

　　《生死场》的可贵不在于它下的这些结论，而在于它对复杂过程的描写，对具体情景的表述。萧红在点点滴滴的话语中传达出大爱大恨，在枝枝蔓蔓的叙述中极其真实地揭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困境。萧红在书中写道：成业这样的小伙子，年轻一过，人就“和死过的树一样不能再活”；金枝就因为摘了一棵青柿子，她母亲“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金枝的鼻子立刻流血；“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什么是人的价值？这是《生死场》给读者的最大震撼！

　　之所以说《生死场》是一部民族的寓言，是因为萧红如此大胆地将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交织在一起，“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让“蚊虫混同着蒙雾充塞天空”，让“牛或是马在不知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当女人们正在拼足全身力气生孩子的时候，“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在天地间，在人和动物以及万事万物间，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剧。这与鲁迅所说的“被大蛊惑，倏忽间记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几多年，遂同时向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一样，都是用一种冷峻而坚实的笔调，将愚昧中的民众放置在一个生的边缘，一个死的境地，希冀他们能够反省，能够“呐喊”，能够拥有“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在这些深刻的问题上，萧红是与鲁迅相通的，鲁迅高度称赞萧红的《生死场》是深思熟虑的。

　　作为一个女作家，萧红的成名作以如此的力度展示于人，无论对她自己，还是对东北作家群，甚至对当时的左翼文学来说，都是一个新的高度。只是这部作品写萧红自己还不多，后来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越来越贴近她自己的生活。

　　《呼兰河传》：人生的传记

　　1911年6月萧红出生于呼兰河县，1930年离开家乡，1940年在香港创作《呼兰河传》，1942年1月在香港离世。从离开家乡到创作《呼兰河传》，漫长的十年，让萧红对家乡的眷恋变得格外浓厚。《呼兰河传》描写的是童年，是故乡。但创作《呼兰河传》时，萧红已经长大，已经远离了故乡，已经走过了很多的地方。此刻的她已经来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的内心已经安定。当一个人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身处人生最后阶段时，往往会对故乡有着强烈的思念。值得体味的是，《呼兰河传》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即随性而作、诗意笔法、碎片形式，这些特点与传记写法相距较远，而与萧红的独特人生密切相关。

　　所谓随性就是没有章法，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写景是随性的。《呼兰河传》开篇写寒冷，用铺天盖地的方式写铺天盖地的寒冷。从“严寒把大地冻裂了”写到“人的手被冻裂了”，可见，萧红对东北大地的寒冷有着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印象。其实，凡是东北的作家都会写到东北的寒冷，但白朗笔下冻结的江水是“如白银般的”美丽的，迟子建笔下的雪花则是“纤柔地飘落到大地上”，似乎没有一个作家写得像萧红这么冷：“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同样是东北，难道萧红遇到的天气比别人遇到的寒冷吗？显然不是，是因为萧红的内心更加寒冷，人生更加寒冷。

　　写人是随性的。《呼兰河传》中，萧红的笔更多地停留在祖父、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等人的身上，当然还有她自己。除了萧红与祖父之外，人物之间并不构成什么关系。对谁的印象深就写谁，谁的特点明显就写谁，或者说想写谁就写谁。

　　结构是随性的。《呼兰河传》虽是传记，却不中规中矩，而是想长就长，想短就短。从不讲究什么结构的匀称、叙述的严整，比如第六章第四节，只有短短两行：

　　还有

　　有二伯不吃羊肉。

　　作为后期成熟作品，如此两行作为一节，萧红难道不知道这样写很突兀吗？不知道这样写结构很不匀称吗？当然知道。这只能说明是作家的刻意为之，尤其是表明了作家高度自觉的文体意识。对于写作而言，鸿篇巨制是一种方式，“鸡零狗碎”也是一种方式，后者恰恰是鲁迅、契诃夫等人喜爱的方式，当然也是萧红所追随的方式。

　　语言是随性的。学界和读者都注意到，在萧红的作品中，时常存在有一些文字青涩的地方，甚至有一些文不通字不顺之处。萧红不在修辞上下功夫，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原生态的语言味道。表面青涩、幼稚，但在审美上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让人倍感新鲜和亲切。比如“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这样的句子在萧红作品中随处可见，非常稚拙，非常朴实，也非常新鲜和亲切。

　　《呼兰河传》用诗意的笔法勾画了一个平静而饱含幽怨的寂寞世界。茅盾曾评价《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也有学者指出：“象征性和浓缩的抒情性画面，是全书画幅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小说中有关“泥坑”的描写便是如此：“……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

　　如今“大坑”意象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甚至认为“大坑奠定了全文的基调——无助、困窘和悲凉。”值得注意的是，《呼兰河传》中的诗意笔法不仅体现在“大坑”上。扎彩铺中“好的一切都有，坏的不必有”的彩景，也同样具有象征意义。扎彩铺的一切其实是为死去的富人准备的，但制作这“死后理想国”的却是穷人，两者对照下展现的是穷人生不如死的悲哀。萧红对“大坑”的描写既是一种写实，也是一种象征。不注意“大坑”的诗意表达，或对“大坑”的过度阐释，都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萧红作品的复杂意蕴。

　　完整的小说具有吸引力，碎片式的小说也同样具有阅读的兴味。《呼兰河传》作为一部自传性作品，并不是萧红完整的人生历程，只是萧红零落的人生片段。即使是写童年，《呼兰河传》也并不完整。作品中有祖父，少量谈及祖母，而父母的缺失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缺失，是萧红最大的伤心之处。而正是这种缺失构成了《呼兰河传》一种特殊的完整。人们普遍注意到《呼兰河传》是一种童年的视角，但这并不全面。《呼兰河传》是萧红在自己“晚年”所进行的描述，这是她人生最后阶段的回忆与思考。这其中有儿童的天真烂漫，更多的则是成人的孤独和忧伤。

　　《小城三月》：精神的传记

　　要读懂萧红，不仅要读懂《生死场》《呼兰河传》，还必须读懂她的绝笔《小城三月》，这是萧红最后的精神传记。小说讲述了翠姨悄悄地爱上了“我”的堂哥，然而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翠姨心底的强烈爱情，甚至被她热烈挚爱着的“堂哥”也不知她为何悲寂难耐。当人们准备让翠姨和另一个男人结婚之际，翠姨却日渐消瘦，悄然病逝家中。更可悲的是，那位堂哥此后提起翠姨，“虽常常落泪”，却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小城三月》1941年7月发表于香港的《时代文学》杂志。这一年的8、9月间，萧红就经常失眠、咳嗽、发烧、头痛，随即住院治疗，1942年1月12日在战乱中手术失败，1月22日就凄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为绝笔，《小城三月》是在萧红清醒的情况下创作的。她为何在死前要创作这样一部看似叙事从容、情感温婉的作品呢？在萧红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应该会想到自己。其实，《小城三月》不仅写的是翠姨的爱情悲剧，更是萧红自己一生悲剧的象征。《小城三月》才是萧红最经典，也最深刻的自传。

　　《小城三月》全文共13000余字，前部分的描写十分从容，用了近五分之四的篇幅来讲述翠姨那些犹犹豫豫的琐事，而从“翠姨一听就病了”到翠姨最终的死亡，只用了不到3000字就匆匆结束了。叙述的节奏由缓慢到突然加快，凸显了翠姨悲剧命运到来之快、之不可掌控，翠姨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就死了，故事就戛然而止。这一切恰如萧红的一生，什么都没来得及做，人生就完结了，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在翠姨的悲剧故事中，寄托了萧红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也寄托了自己对于情感失败的悲哀。萧红的一生经历了逃婚、私奔，被迫与不爱的人同居，又两度怀着前一个男人的孩子，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萧红对感情是珍重的，对爱情是渴望的，但一次又一次换来的却是更大的失望。与翠姨一样， 萧红把自己的情感秘密隐藏起来，独自承担生命的孤独和悲伤。

　　萧红在遇到萧军之前是苦难深重的，但二萧爱情的悲剧给萧红的打击或许是更加沉重的。性格差别、情趣不同、追求各异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都还不是最重要的。萧红曾说，命运使我和萧军结合，而思想又让我们分开。思想的分歧就是心灵的距离，这对相爱的人来说才是最深刻、最痛苦、最难弥合的分歧。萧红一生都有寄人篱下的伤痛屈辱之感，但她一生都渴求着成为一只自由自在、高高飞翔的鸟。这种心情就连自己最爱的人也不能理解，这恐怕是萧军让萧红最为伤心的地方。当代女诗人王小妮写了一本萧红的传记，用“人鸟低飞”作为书名，这四个字最经典的概括了萧红的一生。正如萧红自己所说：“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些都是我们读《小城三月》时特别需要加以体悟的，读懂《小城三月》对萧红的精神世界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认识。

　　电影《黄金时代》里的“黄金时代”四个字源于萧红1936年11月19日从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一封书信，其中写道：“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那么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萧红所说的“黄金时代”真的属于她吗？显然不是。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如果由此轻易地认为萧红可以两次怀着别人的孩子跟另一个男人走，即是‘自由’、‘空阔’或‘民国’，那真是太轻侮一代人的痛苦了。”我认为，“黄金时代”从哪个角度讲都不能体现萧红的本质。萧红也从未有过“黄金时代”。

　　一百年前的“五四”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生存的焦虑和文化的焦虑是“五四”兴起的重要动力。今天，国家发展了、富强了，人民幸福了、安康了，但我们就不应再有焦虑了吗？当然不是，没有焦虑就意味着停滞不前，就意味着失去危机感。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甚至是苦难意识；能够不断地提醒人们历史上曾有过的惨痛遭遇；能够使人们深切感受人生的悲哀和生存的价值。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

   

(演讲主要内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谱系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