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课堂读诗》　洪子诚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11月出版

　　三四十人关在一个屋子里，就一首诗歌讨论上几个钟头，傻不傻？2001年时，北大著名教授洪子诚曾在北大中文系带着一帮学生开设了一个学期的诗歌细读课程，后来还出了书，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网上还有人说，这是一个老傻瓜带着一群小傻瓜在那里胡说八道。要读懂新诗，为何细读必不可少？不久前，在北京单向街书店，年近八旬、满头白发的评论家洪子诚，诗评家吴晓东，诗人臧棣、冷霜等当时参与讨论的人给出了答复。

　　回忆当时的情景，洪子诚说，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参加讨论的人不少在当时已有一定的写作经验，还有一些是比较优秀的诗人，他们中有的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有的是学生。2002年，课堂讨论以《在北大课堂读诗》为名第一次出版。2014年底，《在北大课堂读诗》再版，洪子诚对书中的文字进行了删减和压缩。再看当时的课堂讨论，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有点傻气。讨论中洪子诚感受很深的是写诗者的阅读跟不会写诗者的阅读有很大不同，诗人会带来一些技术性的探讨，同时带来一些神秘性的东西，在技术性跟神秘性之间能够建构一个沟通的桥梁，这是单纯从知识出发去阅读诗歌达不到的地方。

　　洪子诚说，用一个学期在课堂上讨论十余首新诗，似乎有点傻，但这个过程中提出了三个问题，到现在依然值得思考：第一，可分析的诗跟好诗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北大课堂读的诗都是可分析的诗，但是可分析的诗也许是好诗，也许不是好诗。第二，阐释的唯一答案问题。读者面对文本有一种焦虑，我们阐释阅读就是要信服它，是不是要追求一个统一的唯一的答案，还是要留下一些不确定的空间？第三个问题就是观念和感受。读诗究竟是着重体验还是要找出一个主题？评论家在诗歌阅读中，总要挖掘出深奥的内涵，但有时候诗歌应该让读者能够更亲近日常生活，这是一对矛盾。

　　新诗越来越难懂是必然的吗？

　　回望自己的阅读经历，当年参与讨论的评论家吴晓东说，上世纪80年代他还在上学，当时诗歌界吹捧北岛、顾城的诗，他也是特别着迷，但真是读不懂。当他拼命想要读懂，而且终于觉得能够读懂北岛、顾城时，他发现上世纪90年代新人的诗又读不懂了，而且比80年代北岛、顾城的诗更难懂。“普通读者越来越难以读懂当代诗歌，这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面临的难题，我觉得是世界性的。从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开始，诗歌就已经变得不能被普通大众接受，诗歌成为极少数人的事业。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有一句话，他说诗歌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他自己写诗也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无限到最后就剩他一个人，再无限下去，这个数字可能会变成零，会连诗人自己也不懂他自己写的是什么。”

　　跟当代诗歌越来越难读懂相伴而生的，是当代诗歌的阐释性越来越强。因为诗人的思维越来越繁复，越来越缜密。当代诗人处理的可能是一个更复杂的世界，再用唐诗宋词那种简单的感受世界的方式，可能就传达不出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所以说当代诗歌的复杂是必然的，或者说诗人技术的复杂也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阐释的复杂及细读就成为必然的。“一首诗，既是复杂的、可阐释的，但同时能让大家感动，有艺术性，这样的诗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经典认同。”吴晓东说。

　　很多人认为福克纳的小说不好懂，有读者问福克纳，你的作品读了三遍、四遍也读不懂，究竟怎么读才好？福克纳回答，读五遍。与之类似，吴晓东觉得多读、细读也是阅读当今诗歌的唯一一种方式，因为如果一首诗用一目十行的方式来读，即使是长期从事诗歌评论、写作的人也很难进入诗歌的世界。

　　诗人冷霜的观点与吴晓东相同。在他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标签化的文化状况中，对很多东西还没有细致地了解，就迅速给出标签化的判断。对诗歌阅读，他看到很多判断，不一定都是错的或者对的，关键是这个判断来得太快。所以首先要多读，少些成见，多点反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比较之后的鉴别。

　　在细读中感悟当代生存体验的独特表达

　　作为诗人，臧棣的感觉是，诗歌能否读懂是相对而言的。“对我来讲，无论古典诗歌还是当代诗，我都没有觉得难懂，我的经验是特别孤立的一个类型。”臧棣觉得这倒不是因为他自信，而是感觉中国人写出来的诗，他总能从某个角度进行解读体会，或者挖掘出某种意义。因此，臧棣建议，阅读当代诗歌，无论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读者，都需要充分调动对词语的敏感、对诗性的捕捉，以日常经验去感受诗歌。

　　臧棣也承认当代诗歌不如古典诗歌好辨认，难懂、晦涩。但他觉得实在没法进入，或者难懂，就放弃好了。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比如看体育节目，有人喜欢篮球，有人喜欢足球，总有一个偏好。当代诗歌提供的种类、语言面貌、风格太多样化了，如此千变万化的类型会让读者无所适从。所以臧棣强调要根据自己的生命感觉，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当代诗歌的想象力跟日常经验或者说生存经验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得多。作为一个当代人，你所生活的时代的语言表达，特别是当代生存体验方面的诗性表达，可能有助于你认知这个世界。新诗中埋藏了当代生命中最好的感受，也有文化中最值得珍重的体会与智慧，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跟它发生一点点关系。”

　　细读，可以无关专业与深度

　　洪子诚说，在读诗过程里，有些人训练多一些，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能够找到句式词语的脉络来源，在不断地比较下，会梳理出一首诗的创新和程度，但是过度强调专业与业余的区分也不可取，特别是在大学教育里，把读诗纯粹当成知识解读或者训练也会是另外一个弊病。退休以后，洪子诚自己的读书心态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退休之前，他在课堂上讲课，在90分钟里一定要讲出很多知识，分析出很多道理。洪子诚说，这对于自己可能是一种修炼，同时也是一种折磨。退休之后他就可以比较放松地读诗了，因为没有了上课的心理负担。洪子诚非常同意开放各种感觉来读诗，这其中包括思想，更包括感受、声音等等。他说顾城曾做过一个实验，在柏林朗诵的时候，顾城不要翻译，因为他觉得那首诗翻译不出来，应该按照原本的声音比如滴水的声音等等来传达诗意。洪子诚说：“诗是各种各样的，不一定非要去向下挖掘深刻的含义，有时候就是平常的句子让你喜悦。”

　　新诗在“没落”与“新生”之间

　　洪子诚说，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是由一位学生的话引起的。这个学生本科学热动力专业，硕士阶段转向宋代诗词，读博士时改为当代文学。他报考北大当代文学博士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思考中国古典诗歌是如何“没落”为一败涂地的新诗的。他说，新诗其实是个很丑很丑的女人，但是有人给她涂脂抹粉，穿上皇帝的新衣，让她坐进花轿里；给她抬轿子的有三个人，都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是谢冕，一个是孙玉石，一个是洪子诚，前面还有两个吹鼓手，一个是臧棣，一个是胡续东……当朋友把这些话讲给洪子诚他们听时，在座的老师都大笑起来，觉得比喻和描述都很生动，颇具创造性。但过后，这个说法也让洪子诚想到两点：第一是北大中文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有关新诗的学术环境，是否对有不同看法者构成无形但强大的“压抑”？因此，要提防自己的观念、趣味、方法的封闭和“圈子化”，对于北大课堂上的新诗讨论，也应该这样看。另一点是，新诗真的那么丑陋吗？对于自己的工作与研究，洪子诚也有过疑虑与伤感，想不到意义何在。但是他说，如今还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投身”于诗，在诗中寻找快乐，为了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词语的表现力而孜孜不倦，这一切就为新诗存在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却最有力的证明。    （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