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人文版）》，（波兰）亚历山德拉·米格林斯卡、丹尼尔·米格林斯基著，蒲公英童书馆出品，贵州人民出版社2 0 1 5年1月版。

　　小时侯，父亲喜欢跟我玩一个游戏：他在地图上指出两个地方，我快速找出一条最短的航海路线。我和我爸都很入戏。美国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超级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人们开始能精确地制作世界地图时起，世界就已经开始平了。我们的世界地图，上下两块极地都被切掉，变成了一个鼓形，只是在两个角上放上了北极和南极洲的俯瞰图，南极大陆的形状像一只美丽的孔雀，但我们总是忽略它，要是没有一个地球仪在手，光看地图，真会忘记地球真实的三维形状。

　　地图使用的颜色，更增加了这种错觉：所有国家都是浅粉色的，看起来一片温馨、轻盈，寄托着和平的愿想。那时还有苏联，是一大片浅黄色，浅得让人忽略了它真实的分量，美国则是浅绿色———能想象这两个国家的水火不容么？许多面积大国，如巴西、澳大利亚、印度都是黄的，海洋则一律是浅蓝色，看不见它风起云涌、深不可测的真相。

　　这些回忆，都是被一本名叫《地图》的童书给勾起来的。我在想，要是我当初看的不是区区一张世界政区图，而是这本《地图》的话，会不会早就成为一个狂热的旅行爱好者了。不说别的，代表海洋的蓝色水面上，如同印象派绘画那样，到处铺满了一点点表示水纹的小涡线，海洋立时区分于陆地，无法轻易涉足了。在这些涡线里面，翻车鱼、鳕鱼、鲸、鲨鱼、大马哈鱼在游弋，当然还有轮船。有趣的是封面上，日本东边的海里放了一双木屐：就这一个细节，便能让孩子们嗷嗷待哺的想象力受益。

　　只有想象力能摧毁固定的看法。现存的第一幅稍微有点样子的地图，是一位突厥学者编撰的《突厥语词典》里收录的一幅中亚世界地图，它是圆形的，成于11世纪，没有任何立足于实地考察的空间描绘，仅仅指示了下方位：东端是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南端是斯里兰卡，最西是西班牙，最北边则仅标示了“极寒地带”。在中世纪欧洲，有T -O地图，因为画面上有个T字，示意三条大河把O形的世界分成三大洲；还有“四分天下图”，表示世界由四大洲组成。

　　虽然古代的地图距科学遥远，但它们千姿百态，显示了局部蒙昧状态下人们的想象力；那时的旅行都是探险，进入未知，想象力全方位打开，随时准备接收意料之外的东西。

　　今天则刚好相反：旅行都是旅游，精准的地图无形中助长了世界的扁平化，禁锢了成人的头脑。你去一个地方，就像是去验证头脑里已经有的知识一样。阳光下的新鲜事物越来越少。

　　我想，这就是这本名叫“地图”的童书的价值：它试图把想象力还给人们，还给我们这些“知道得太多了”的读者。不，它不要我们回归无知状态，重新把世界看成一个被水包围的圆盘，相反，它引导我们回归孩子的审美，把所有的知识变成图画，储存在头脑之中。

　　这些知识是没有主次之分的。成人出行，奔着景点而去，孩子却会对路边的一株蒲公英感兴趣。翻开《地图》的任意一页，不管画的是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是美国、墨西哥、智利，是克罗地亚、波兰、罗马尼亚，还是中国和日本，每幅地图上都信马由缰地铺开了无数小小的图画。你看纳米比亚的地图上，穿山甲、议会大楼、铀矿开采、牛、玉米、世界上最高的沙丘、二歧芦荟、因钻石矿开采完毕而废弃的城镇、小村屋，都在一起，一个人在滑沙，他的下面就是狐獴，右边是奥施菲玛配肉菜，上面是非洲海雕……或者你看日本，你可以一路看到日本蜘蛛蟹、镰仓大佛、东京塔、松本城、东方鲀、金枪鱼、高野山根本大塔、竹子、锦鲤、艺伎、相扑、佛寺、木屐……途中你将发现日本最著名两个象征：最轻最小的樱花，和最重最大的富士山。

　　为什么这样的“地图”能激发想象力呢？因为它让每个国家/地区都活了起来，它们不再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东西，不再是被一圈细线包围的一个个浅色的色块，上面标出一些地名，而是一系列文化的总和。这些文化没有先后顺序，没有主次高低，任何一个配上文字的小图，都给孩子打开一扇通往异域的窗口；而它可以在任何位置打开：一串葡萄在斯图加特和乌尔姆之间打开，啤酒在比尔森大教堂旁打开，一条尼罗鳄在马达加斯加北方的两条大河之间打开，木屐在日本东边的海面上打开。

　　让我们暂别精确之美，去混沌、不清晰里找寻久违的美。我们不可能回到无知的时候，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所知打乱；我们值得拥有这样的地图，它不反映世界真实的样子，却反映人们希望世界所是的那个样子：它把文化像摆地摊一样呈现给我们。《地图》的扉页上有三个大字：“人文版”，我想它是写给大人看的，提醒他们，“人文”意味着我们应当饶有兴味地看待每一个地方，拥抱世界的丰富--世界这么大，就看你怎么看它了。    （云也退 自由撰稿人，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