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童庆炳先生（左二）与同学在一起

　　 1936年，我出生在福建省西部龙岩地区连城县下面的一个乡村，地名叫莒溪乡。莒溪乡有条河叫莒溪，这条从深山里流出来的河，环绕莒溪乡一周，就奔流到汀江去了。汀江是闽西最重要的一条江，所以莒溪也好，汀江也好，都是我的母亲河。

　　这里的山水是非常美的。漫山遍野都是竹林，松树是成片成片的，山上古树很多，最多最大的就是樟树，许多樟树都有好几百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布谷声声，漫山遍野映山红都绽放了，那景色真的让人难忘。村子里有温泉，还有很少人知道的恒温泉，它一年四季永远保持在21摄氏度，泉水从村子中间冒出来，流出后经过几十个池塘，再流到莒溪里，夏天很凉爽，冬天冒热气，妇女们都在泉边洗衣服，每当家里要做酒或煮粥，都要来这里挑这水。这水里可能有特殊的矿物元素，煮出来的粥特别香甜。我常对朋友们介绍我的故乡，最后一句总是：水是故乡甜、山是故乡美。

　　但最初故乡留给我的，却是最贫穷的印象。山水很秀丽，可是却很贫穷。贫穷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因为贫穷不但伴随着我，还要时刻剥夺我学习的权利。我能够到北京来读书，能够留在北师大，后来成了教授，现在还给我评了资深教授，愉快地跟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谈论学问，纯粹是偶然。因为从小，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让家里人有五斤米下锅。我们家老少三代，七口人，七张嘴都要吃饭，每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包括番薯（白薯）也都吃光了。这时候父母就开始吵架，因为第二天没有米下锅了，连南瓜和白薯也吃光了。

　　那时我刚上小学，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我的老祖母，我自己饥饿，我自己痛苦，我更能体会他们忍受的饥饿和痛苦。父母很为难，虽然乡里的亲戚朋友很多，但是一次次去借，这太没有面子了，父母已经没有勇气去借。所以每次都这样，第二天没有粮食了，他们总要吵一架，吵架结束了，家里静得不能再静，连我们小孩都知道，家里面临着走不出的穷苦。最后是我母亲，或者我祖母，拿着一个口袋对我说“去你姑姑家”，或者“去你舅舅家”。我在家是老大，那时已经懂事了，所以每次都让我去借米。但借米不是件好差事，因为姑姑家舅舅家也并不富裕，跟我比较亲近的是我二姑。于是我到二姑家了，一句话不说，把米袋子往桌子上一扔，姑姑就知道，说“又没有米啦”，我也不回答。她问“你们怎么回事”，我只能说“我说不清楚，你去问我爸爸”。这样的贫穷，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是很可怕的。由于总是干这样难堪的事，我的痛苦像瘟疫，在我心灵深处传染开来，终日都是无精打采的，所以我小时候做梦都希望我家每天清晨有五斤米下锅。

　　因为贫穷，我很早就从事体力劳动。什么活我都干，插秧、割稻、除草，我们管这些田里的活叫“作田”，此外挑水、放牛、挑柴、拔猪草、拔兔草……特别是挑柴这个活，是相当艰苦而又危险的。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交给我最多的，就是挑柴。特别是在夏收之前，一定要把家里的柴挑满，因为夏收时节，就得下地干活了。我写过一篇散文《柴路》，讲的就是砍柴的经过。柴路弯弯，我和我的小伙伴“雪老子”要到深山里挑柴。我们找到一片山，先一次性放倒一些树木，通常要砍四到五天，将一座山里那些不太高，看起来不可能成材的树全都砍掉，然后晾在那里，晒上一个月。等第二个月晒干了，再砍成一段一段的，然后挑回家。

　　问题不在于砍柴，而是我们那里的山路非常狭窄，一边是陡峭的山坡，另一边是万丈悬崖，悬崖下是深不可测的溪水。所以在柴路上每走一步都要走得稳稳的，要很小心，不然会掉下去。我们那里很多人都这样掉下去了。特别是雨天，上面下雨，我们头上却冒汗，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等脚踩上平地了，这一天的危险就结束了。到家里，母亲还要用秤，称一称挑回来的柴有多少斤。我初中的时候停学一年，那时候给我规定的是每天九十斤，那时候我十三岁。我是从三十斤开始挑，每天加几斤，最后定格在九十斤。所以我性格的一部分，是由弯弯的山路塑造的。我知道，山路挑柴是这样，干别的事情也是这样，人的一生也是这样，总是艰苦而又危险，因此你要拿出你的坚定、坚持、坚韧，要拿出这种不倦的精神，你才可能把柴挑回家。长大以后，我明白的第一原理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你想获得成果，就要有那种在山路上挑柴的精神。

　　挑柴是贫苦童年给我的一大馈赠。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他吃过苦，吃过苦的孩子再来上学，不用催促，就知道怎样把学习学好。后来我当教师、当学者，我知道要拿出挑柴的精神加以对待，才会有结果。所以，我们小时候虽然贫穷，但那劳动、那奋斗、那困苦也给了我精神上许多启示。

　　当然，因为贫穷，我的读书之路是非常曲折的。小学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的小学是在解放前读完的。我们乡小学的质量很好，老师也不错，整个小学阶段，我的学习都非常好。只是老师的教学方法还是体罚式的。国文课很重要，老师讲课的办法，就是先疏通文意，高声朗诵，然后要求我们背诵课文，老师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老师最后再念一遍，完了就让学生们哇啦哇啦大声地读，所以整个学校都是读书的声音。作业也是背诵，头天教过的课文，第二天要对着老师，大声地背诵出来。要是背不出来，老师就会用竹鞭打你的手掌，还要到教室外跪着背诵。

　　那时我的背诵很好，能够背下的东西很多，不仅能背诵许多古代的诗文，也有许多现代的篇章。其实，由于我们讲的客家话与普通话相差较大，背诵几乎是那时候唯一的办法。我们管“上午”叫“昼时”，“下午”叫“昼了”，都是古文词。这些词在普通话里没有，而普通话里的“上午”与“下午”在我们家乡话的词语里也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背诵，老师把家乡话和普通话都写在黑板上，连每一个词都要背诵，有的发音相差很远。

　　然而对我而言，学习是非常愉快的。我在读书时，不断得到学校的表扬、奖励。母亲从我小时候开始，就在我们吃饭的饭堂墙壁上，从下往上开始贴我获得的奖状，最终小学毕业后我的奖状贴成了一面墙。那是我的“博物馆”，只要有生人到我们家，母亲就要想办法把他们引到这面墙壁前，高兴地给客人讲这张或那张，有时候母亲讲错了，站在一旁的祖母就会出来纠正。母亲和祖母都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优异而自豪。她们对我的爱是溢于言表的。

　　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到了1949年夏天，我要到县城考中学时，父亲的意思却是：小学毕业后就不读书了，在家参加劳动吧。父亲说：“你读了初中有什么用，还是回来种地，家里也困难，因为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与其去读书，还不如回来帮我一把手，做个劳动力。”况且，全县报考的有四百人，录取的是四十人，机会很小，父亲说我也不一定能考上，还得花钱。幸运的是母亲和祖母说让我去试试，于是我和我小学的几个同学走了六十里地，到县城考试去了。到了发榜的日子，我们一起去看红榜。看榜的时候我跟别人“看法”不一样，那是一个红榜，四十个名字都在那里。我是从最下面往上看，四十名没有，三十九名没有、三十八名也没有。当我看到三十七名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伴叫起来：“童庆炳，你在前面呢！你是第三名！”我连忙往上一看，果然，第一名和第三名是我们乡小学的，我们小学有位年纪比较大的，他考了第一名，我考了第三名。这下子高兴得不得了，我想这就可以和家里有个交代了，也许父亲会支持我上学。

　　回到家里，全村的人都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第三名都被我们村占了，大家都说庆炳这孩子有出息，是读书的料子。父亲在乡里那么多人舆论的压力下，不但说不出“反对”两个字，而且还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这样我就上了初中。那是1949年，印象中是九月，我们那里还没有解放。到了第二年，1950年才解放了。

　　我从来不埋怨我的童年生活。相反，正是那贫寒艰辛、那借米的经历，那弯弯柴路上的风雨，还有那祖母、母亲舐犊般的爱，这三者如同鼎之三足，它们托起了人生的宝鼎，这是我获得的童年的珍贵馈赠。   （整理：罗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