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隐《安定城楼》
（《在唐诗中穿行》插图）梁静 绘
“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曾如是自问，亦是向所有诗人和拥有诗心的人发问。带着这样的问题，一位记者穿越到了诗人林立的古代，去找寻诗与诗人、诗与读者、诗与思、诗与心等诸多关联。在日日与诗对读，夜夜和诗人对谈中，他找到了答案，那答案也印证了对荷尔德林那句疑问的回答：“诗人们看起来无所作为，但是，他们是自由的使者，夜夜巡行在神性的大地。”14年前，这位记者挥笔记下了他穿越之旅对诗及诗人的发现……14年后的今天，这些文字由东方出版社结集出版。日前在京举行的作家、调查记者袁凌《在唐诗中穿行》新书品读会上，这位唐诗的穿行者，和著名诗人西川、叶匡政谈古论今、评书品诗一番。
西川：究竟是把古人供起来读？还是你努力成为古人的同代人来读？
当杜甫尝到故人园中新割的韭菜，孟浩然体会到寂寞中来去的幽人身影，杜牧注意到眼睛下面容易被忽略的睫毛，拨开时代划开的历史距离，遥远的诗人不过是邻家兄弟。走进他们带着体温的生活中，杜甫褪下圣人外衣，成了也会为人性最黑暗面而颤抖，也为生活困苦而愁绪万端的“老杜”；孟浩然恐于面见圣上，也会灰头土脸匿于王维床下，亦终难逃因诗见罪于唐玄宗而悻悻归乡……袁凌发端于唐诗意象，以调查记者的惯性闯入盛唐生活，以现代视角重构唐代诗人世界，书中琐屑的生命细节在泛泛的精神之网上纽结，再现瞬间即永恒的诗意。诗人的奋斗、盛放、失意、逃离乃至非正常死亡，都无可避免地成为诗歌的结果。书稿没有单纯追慕盛唐文人轶事，也无意于具体诗句的审美展示，而是通过再现繁荣与倾覆下的众生相，将盛唐诗歌与诗人的精神世界对接到当下，完成“长安古意”的现世寓言。
“现代人读古诗，常把古人放得远远的，比如1000年前的人，我们觉得他就是1000年前的人，而袁凌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把这些古人当成了当代人，或者可以说他把自己变成古人的同代人。这是阅读古代文学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究竟是把古人供起来读？还是努力把自己当作古人的同代人来读？这是两种读书方法。我们看古人时常会是一团模模糊糊的印象，而当我们深入古人之间，看他们互相争吵，不同意，瞧不上，这个时候，古人才活起来。”非常认同袁凌古代文学实践方法的西川直言。
在西川看来，把古人供起来读，一般是希望获得一种熏陶、滋养，随便吟几首古诗，或写文章等必要的时候用上两句古诗，颇显风雅。而他个人则希望从古人那里获得创造力。“比如一说到唐诗，一提到李白、杜甫、李商隐这些诗人，我脑子里自然形成这些问题，唐朝人怎么写诗？为什么一赴宴、一送别就要写诗？哪来那么多灵感？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写什么？为什么好诗人集中在唐代？写诗跟他们的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这些对写作来讲是特别致命的问题。这里有很多秘密，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不仅仅是说唐诗伟大就完了。”
西川认为，一旦古人在你眼中变成活人，不再是知识，不再是供起来的东西，不再神圣化，就会在阅读和想象中获得别样的感受。唐代诗人如何获得创造力，对今天的人特别重要。而当下我们对唐诗有神圣化倾向，说起唐诗几乎皆指《唐诗三百首》，而事实上，《全唐诗》收录了两千多位诗人的近五万首诗，其中70%的诗都是应酬之作。“读《唐诗三百首》会领悟诗歌的伟大，而《全唐诗》读到的是唐代，是唐代整个社会状况、文化状况。所以一旦像袁凌这样，变得像一个记者一样进入唐朝，把唐朝的伟大搁一边，唐朝的复杂性就全出来了。袁凌找到了一条特别迷人的通道，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人，不仅仅理解唐朝人，理解战国人，理解屈原，理解曹植，延伸到理解古代诸多伟大的艺术家，也应该如此。”
叶匡政：唐诗和白话诗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每首诗构成通向永恒的空间
袁凌克制而饱满的写作态度和对生命瞬间的捕捉能力，使他被誉为“文字世界的手艺人”。而在该著中袁凌便以诗的名义，游刃于古今文字之间。对此颇为叹服的叶匡政认为，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诗，都和现代诗有很大差别。唐诗的每个字其实都非常高妙，写唐诗的人和读唐诗的人都有很好的文化哲学背景，读诗人和写诗人都相信天人合一，都在一个哲学系统中。而新诗的问题是，每个词每个字在诗里都很难有独立的存在价值，白话诗基本上以句子方式存在，而古诗是一个字一个单位。古人认为每个汉字都是可以通灵的空间，有阴阳、雄雌之分，甚至有它的色彩，有它独特的东西。“唐诗和白话诗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每一首诗也构成通向永恒的空间，通过诗人的方式转化，才有永恒存在的价值。”所以袁凌尝试古今诗性对接，或许正是将这种价值无限延伸。
关于古典和白话诗之间的转化，西川则指出，中国古汉语与现代诗分别以字和词为基本语义单位。用现代汉语说话意味着享受现代汉语的节奏，以现代汉语的节奏看世界，但即便在现代汉语中依然处处沉淀着古意。西川以随处可见之例指出，“我们的生活中到现在依然保存着古汉语，比如水果蔬菜，凡是一个字就能叫上来的，一定是中国自古就有，是古汉语传下来的。比如桃、杏、梨等，或者加个‘子’字，比如‘李子’、‘梅子’。而凡是像苹果、葡萄、西红柿等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基本上都是外来的。乐器也一样，比如‘琴’就是古琴，只要是双音节，就有可能是外来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唐朝就有很多外来的东西。”
“单音节词限制着不让你使用更多词来描述，逼着写作者去找最准确的表达，始终极度节制，但又有丰富的表现力。”深谙传统文学的袁凌非常认同西川的观点。他指出，唐代诗人不只讲意境，更是讲炼字，就像“老杜”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比如《梦李白》中，“死别已吞声”句中的“吞”字，“慎莫使眼枯”句中的“枯”字，一个字具有无限表现力。“我觉得唐人始终寻找界限，并在他们那里达到了顶峰，而后人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开始用很多词捕捉当中意象，很可能还捕捉不到。现在经常是这样，我们说上一堆晦涩的话、一堆别的东西，其实最后说了什么？很多现代诗整篇可能是一点点最初的意思都没有说出来，没有说清楚。”袁凌直言，正因如此，他在写作中喜欢去寻字，经常从古语、方言里寻找。
袁凌：唐代诗人身上有一条线，就是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存在
从精神枷锁到物质匮乏，任何繁荣的时代都含有内在的贫乏，不羁的李白和拘束的杜甫殊途同归，奇诡的李贺也投影于李商隐无题的深情，古代诗人和现代人面对的奥秘和困境一脉相承。这也是袁凌在遥远的唐代诗人世界里打量自我的原因，亦是他借唐诗之灵，抚慰当下的写作初衷。因为在袁凌看来，“不理解他们，我也就认识不了自己。”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对生命、对生命的精神结晶——诗的虔敬之心和反思意识，袁凌挣脱了时代的樊篱，直面人性困顿。通过唐诗中的穿行之旅，他意识到，“重要的是你能不能面对时代，能不能真实去传达你的生活，包括自己的人格分裂。杜甫比王维要诚实得多，王维无法面对自己，所以他晚年诗中全是寻求宁静而不得，表面非常宁静的诗下面会有分裂感，当然这也可以是一种真实。”在袁凌看来，从陈子昂、卢照邻到李白、杜甫、孟浩然到后来杜牧、李商隐、李贺等这些《唐诗三百首》选择的诗人，他们身上有一条线，就是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存在，在命运不济的前提下，都能承担自己的命运，寻找自己的语言。唐代诗人身上这一点最值得我们肯定。
从乡土、物质和我们的关系，袁凌觉得，如果讲契约精神，一个诚实的人应该对得起供养他最多的地方，这是最简单的逻辑。其实在古代人身上就有这一逻辑，而这一逻辑在当下消费链条拉长之后消失了。就如同终南山某种意义上成为唐代繁盛的长安的心灵避难所，越是贫瘠、封闭，没有多少后天便利的地方，可能越能够以原初的方式养育生命。所以现代文明需要乡土的救赎。只有在现实中跟乡土重新发生联系，才能缓释对乡土的焦虑。
“这本书里最想说的是，不管是人人诟病的李商隐，还是差点被老婆杀掉的谢朓，他们的作品都是真实的，他们对人和世界的关系，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的，都非常忠实。他们忠实于友情、困顿。”袁凌认为这一点上，杜甫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对养育人类的物质有很深的感触和体会。在袁凌看来，这些诗人都有共同的特征，他们诗作的生活意境，就是体现人真实面对自己人性、面对供养自己的物质世界的关系。人是很有创造力的，在现在的消费文化中，很可能特别容易自欺欺人，比如自恋、矫情等，这不仅损害我们的语言，损害我们的生活，也损害我们的情感。“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也要学学唐人，不一定真要写诗，但唐人这种真实面对自己存在，认真面对人性的做法，可以让我们获益很多。”
（乔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