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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节期间，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在读博士生王磊光的一篇返乡笔记引发了诸多关于乡村文化的议论。在此之后，王磊光对自己的故乡进行了持续的调查与思考，形成了更多的笔记。这些笔记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结集为《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出版。今年春节关于城市与乡村的话题持续发酵，让我们来看看王磊光的思考。 ——编 者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朋友圈子里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流露出对家乡的思念。一位长年漂泊在外、久不联系的朋友说：“开始不想回家；后来，觉得应回家；现在，想回家。”只需要简单排列一下，这就是一首质朴的诗。 梁漱溟曾说他那个时代乡村破败的原因在于文化失调。教化、礼俗和自力（理性），这些是文化的核心部分。“物”的败坏，尚可恢复，或者创造更新，而“文化精神”一旦败落下去，要拯救回来，怕是难以计算时日。 古人说：“礼失而求诸野。”倘“礼”在乡野也找不见了，我们又该到何处去寻？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 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不到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展开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仿佛只是为了完成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好在即使在荒芜的田野上穿行，还是能够看见一些令人欣慰和振奋的亮色，闪烁在乡村的暗夜里。 很多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正月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有的老人是在春节期间逝世的，但这在农村并没有被看作是不吉利，反而被大家认为是老人修来的福分，因为这时候所有的亲人和亲戚朋友都在。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联络聚合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时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坐票。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被后面的人推着挤着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 这些年，国家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今天人们出行，如果坐火车，基本选择高铁或动车。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主要是农民、农民工乘坐。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800多元，二等座500多元，但慢车硬座不到200元。尤其对于全家多人在外打工的，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1000多元，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前年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想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也有差别。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那种让人熟悉的气氛。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写作的过程，也是身心还乡的过程。我稀里糊涂地进入家乡的内部摸索了一番，又稀里糊涂地记录着它，中途一度辍笔。因为我发现进入家乡越深，便越不知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写了乡村的故事，但我的文字却不是什么乡土的挽歌。正如我们渴望回家，其实与家乡贫穷与否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从哪里来，就是要不断地再回到哪里去。在习惯了眼睛向上看之后，我希望自己可以更经常地眺望和倾听脚下的土地。 (王磊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