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是第一个阶段，北大集中了一批与红学有关的老专家、老学者，不仅仅是中文系，而是整个北京大学，包括西语系、历史系、哲学系、物理系等等。而老一辈的专家当中，王利器先生、吴恩裕先生、吴组缃先生等等这一代人，在蔡元培和胡适先生的带领下成为我国红学研究的精英。此外，北大在《红楼梦》的传播和对外交流当中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不同呢？可以讲很多条，具体来讲，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一定要读《红楼梦》，就像俄罗斯大学生一定要读《战争与和平》，英国大学生一定要读莎士比亚，一样的道理。因为一流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一流大学还承担着文化的使命、精神的使命。

　　宝钗扑蝶图 陈谋

　　2013年时，有人在微博上曾发起一个活动，叫做“说说你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榜单由3000条微博、微信留言统计得出，《红楼梦》赫然入列，位居第一。这样一个调查榜单，让北京大学教授叶朗很是吃惊。“我不知道调查是什么范围里面进行的，调查的准确性到底有多大。但中国的大学生如果第一部读不下去的书是《红楼梦》，这是有问题的。中国的大学生如果不读《论语》《老子》，不读《红楼梦》，那他和中国文化的传承就中断了。”

　　近日，由北京大学教授叶朗发起并主持的“美学散步文化沙龙”又一次在北大燕南园举办，当天的沙龙主题为“北大与红学”。在《红楼梦》研究的历史上，北京大学有着特殊的地位与贡献，很多研究《红楼梦》的著名学者都是北大的，或者是从北大走出去的。叶朗说，希望能借助沙龙的举行，把《红楼梦》这部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进一步在大学传播，让中国的大学生都能够来阅读《红楼梦》、熟悉《红楼梦》，由此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同时进一步推进对《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的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胡文彬，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北京大学教授陈熙中、刘勇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俊，著名作曲家、87版《红楼梦》作曲王立平等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致敬北大传承经典

　　百年红学，与北大息息相关。胡文彬指出，北京大学是新旧红学的发源地。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百年红学史旧红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人物。他在1916年发表了《石头记索隐》，1917年到北大出任校长。此后又有一位北大校长胡适，成为百年红学史上新红学的代表人物。胡文彬说，如果说新红学有两大派来支撑，那么，一个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美学派，另一个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北大这两位红学代表人物之间还有很多交流：蔡元培当校长时，聘请了胡适当文学院院长；蔡元培的著作发表以后，1921年胡适又写了《红楼梦考证》来批评《石头记索隐》，接着蔡元培又在他的著作的第六版后记当中做了反批评。

　　胡文彬说，把前后将近百年的历史联系起来看，红学在北大的发展绵延不绝。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红学走到21世纪，又有了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钟云霄先生，她今年已经85岁了，钟先生写了一本书，继续发展蔡先生的观点；从新红学的角度看，胡适未来北大之前，俞平伯、顾颉刚已经到北大读书，胡适后来发表《红楼梦考证》，恰恰得到俞平伯、顾颉刚等先生的支持。在胡适后面又有一些当代大家，比如周汝昌先生，正是在这期间不断跟胡适通信，使得新红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胡文彬看来，北大是培养20世纪红学人才的摇篮。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是第一个阶段，北大集中了一批与红学有关的老专家、老学者，不仅仅是中文系，而是整个北京大学，包括西语系、历史系、哲学系、物理系等等。而老一辈的专家当中，王利器先生、吴恩裕先生、吴组缃先生等等这一代人，在蔡元培和胡适先生的带领下成为我国红学研究的精英。此外，北大在《红楼梦》的传播和对外交流当中也作出了杰出贡献。胡文彬指出，很多人知道霍克斯翻译过《红楼梦》，但是很少人知道霍克斯上世纪50年代就是在北大读书；很多人知道杨宪益先生翻译过《红楼梦》，但是很少人知道杨宪益先生跟北大的渊源，以及北大老师在翻译过程中所给予的指导。至于到了80年代以后，国外有许多学者来到北大留学、访学，这其中涌现了不少世界有名的汉学家，对《红楼梦》的传播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致敬北大，传承经典。”胡文彬说，北京大学对于百年红学史的发展，对于红学人才的培养以及《红楼梦》的对外传播，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加强对《红楼梦》的美学研究

　　段启明对于《红楼梦》在高校中的阅读、传播非常重视。在他看来，高校人文学科一直是《红楼梦》的教学重镇，事实也是如此：北大、北师大等高校都涌现了很多研究红学的学者，也有很多关于《红楼梦》的书籍整理。在高校的文科教学中，《红楼梦》的教学研究自有特色，具有丰富的层次性：本科文献史教学可以讲《红楼梦》，小说史教学可以讲《红楼梦》，选修课可以讲《红楼梦》，博士生论文可以做《红楼梦》，等等。《红楼梦》的问题、红学的问题，在高校里有多层次的研究。

　　从科研角度讲，段启明认为《红楼梦》的研究具有学术的综合性。要研究《红楼梦》，研究曹雪芹，必然涉及对文物、文献进行考证，对版本进行校勘、训诂，因此必须熟悉中国传统的一系列治学方法。同时《红楼梦》研究也涉及小说学、诗歌学，当然还包括文艺理论、文学思想、传播、艺术等方面。

　　在有关《红楼梦》的诸多教学和研究中，段启明特别强调要加强《红楼梦》的审美研究。过去有一段时间谈《红楼梦》，往往停留在人物形象、语言、情节结构等方面的简单介绍，周汝昌先生将其概括为“十六字真言”：“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结构严谨”，其实光有这些研究是不够的。段启明说，如果对《红楼梦》进行审美研究，会发现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加强对《红楼梦》中关于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宗白华先生讲过一段话，他说“以虚带实，以实带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这是中国美学思想中一个重要问题”。段启明表示，“虚实结合”是一种传统美学观，这样的思想在《红楼梦》里体现得非常充分。《红楼梦》中类似的美学表达，还有待深挖。

　　中国的一流大学一定要讲《红楼梦》

　　对于高校中的《红楼梦》教学与研究，与会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胡文彬说，希望北京大学和《红楼梦》的关系能够永远保持下去，希望北大在推动《红楼梦》在大学生中的普及，推进《红楼梦》研究的深入，促进国际红学交流等几个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胡文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丰富的红学资料，吸引了国内外的红学家、研究者的关注。早在1980年就有人提出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际《红楼梦》资料中心，这一设想现在可否实现？胡文彬还希望能够像从前那样在高校中文系开《红楼梦》课程。上世纪80年代初，胡文彬曾三次到北大讲课，第一次是陈熙中先生请他来给学生讲版本问题；第二次是沈天佑先生请他给学生讲《红楼梦》；第三次吴组缃先生请他来给学生授课。胡文彬说，自己十几次来北大都是参加活动，但是在80年代初，这三位教授请他来都是给学生直接上课，他感到这样的教学还可以继续下去。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大视察时曾表示，我们要办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他在“世界一流大学”前加一个定语“中国的”。叶朗说：“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般的世界一流大学会有所不同，例如北京大学，它首先是为中国办的，扎根于中国的土壤，立足于中国的文化，这个就跟哈佛有所不同。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哈佛、牛津当然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会有不同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不能办成第二所哈佛，要办成第一所北大，这个提法非常重要。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不同呢？可以讲很多条，具体来讲，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一定要读《红楼梦》，就像俄罗斯大学生一定要读《战争与和平》，英国大学生一定要读莎士比亚，一样的道理。因为一流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一流大学还承担着文化的使命、精神的使命。”

　　专家看红楼

    从“低了头”“红了脸”看细节

　　刘勇强（北大中文系教授）：《红楼梦》的细节描写是它最基本的特点和最突出的成就所在。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红楼梦》心理描写的“古典姿态”——这是我杜撰的一个词——主要讨论《红楼梦》里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时的两个标志，一个是“低了头”，一个是“红了脸”，这两个描写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和中国其他古典小说、和国外经典小说相比，《红楼梦》的这种描写非常突出。由点及面，可以让我们对《红楼梦》具体的描写、它的意义和价值有更深入的把握。

　　文本的细读还可以触类旁通。比如宝钗扑蝶那个片断。扑蝶这样一个经典场景，不仅在小说当中有，在中国古代的绘画、戏剧、诗歌中也经常出现。什么人扑蝶、用什么东西扑蝶，扑的蝶有怎样的姿态，而这个扑蝶本身的意蕴，在《红楼梦》里都有出现。扑蝶的经典意义使我们触类旁通，它和整个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审美的特点和习惯都密切关联。不过在文本细读的研究当中，也有值得警惕的地方。我觉得“程甲本”里面有两句话很重要，一个是“洗了旧套，换新眼目”，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再一个是“似你这般寻根纠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这个话提醒我们对一些细节的深究可能还是有限度的，怎么把握这个限度，有思考的空间。

　　最后再谈一点《红楼梦》作者的叙述态度。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曹雪芹所说的“一把辛酸泪”这样强烈的感情，但是曹雪芹还有另外一面，即他的超越意识与理性态度。《红楼梦》一开始写冷子兴演说贾府时说，我们“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中国古代的小说，特别是很多小说的开头，往往会表现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超然。所以我觉得《红楼梦》的叙事除了那种非常强烈的椎心泣血的感情以外，同时还有一种超越意识。

　　中华民族优雅的盛宴

　　朱良志（北大哲学系教授、北大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红楼梦》是我很想打开、有时候又不愿轻易打开的话题，很微妙。《红楼梦》要细读，但是现在文化环境存在戏剧化的那种“戏读”，是当代文化的一种特色，绵延趋势完全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戏说三国、戏说水浒、戏说西游，但是《红楼梦》不能戏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审美的集大成，是中华民族优雅的盛宴，这种优雅要维护起来。《红楼梦》有一种神圣性，在寂寞的时候给我们精神的安慰，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我们对曹雪芹的时代不一定有很大的兴趣，我们对曹姓家族的兴衰存亡不一定有很大的兴趣，但是《红楼梦》所展示的人存在的价值意义，那种内在的忧伤我们非常有兴趣。

　　基于而不陷于专家之学

　　陈嘉映（首师大哲学系教授）：歌德写过一篇《说不尽莎士比亚》，也可以用这个话说《红楼梦》。的确，百年来就中国文献研究来说，没有哪个能比对《红楼梦》和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更广泛、吸引专家及文化爱好者更多的。这么多人研究《红楼梦》，有很多不同，还有很多层次。当代的索隐派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做研究或者编故事，有时很难争论，因为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展开，而且我相信这种编故事不可能通过任何方式消除。所以，不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展开很多争论，关键是把另外一些层次的《红楼梦》研究做得更好，吸引那些能够在这个层次上看到问题的人。既然是说不尽的《红楼梦》，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研究空间，这个空间更多地来自《红楼梦》和我们自己对生活的体悟，我们自己所理解的人生道理，这些探索要基于《红楼梦》的专家学，但是也不能陷于专家之学，专家之学是为更广阔的研究提供基础的依托。

　　红学小考

　　周汝昌先生是考证派还是索隐派？

　　在谈到北大与新旧红学时，胡文彬提出一个问题，即过去人们评论周汝昌先生，都将他定位为考证派的集大成者，包括周先生去世后的讣告也是这样写的。但是周先生在《红楼十二层》这本书中坚决否认自己是考证派的代表，而且还激愤地说，你们看错了，我是地地道道的索隐派，我的索隐只是和蔡先生的索隐有所不同而已。

　　谈到这个争议，叶朗先生也想起一段往事。在周汝昌先生的著作里，有关于《红楼梦》和清代历史文化关系的丰富材料，其中谈到林黛玉身上有叶小鸾的影子。清代有一位大美学家、思想家叶燮，他有一部中国美学史上非常有系统性和理论性的著作《原诗》。叶小鸾是叶燮的姐姐，他们的父亲叫叶绍袁，是明代工部的一位主事。叶朗先生曾给周汝昌先生写信询问，为什么说林黛玉身上有叶小鸾的影子？周先生说了三点：第一，叶家一门女子都会写诗，叶绍袁的夫人沈宜修、叶燮的三个姐姐都会写诗，叶绍袁把他们一家女诗人的诗汇编成一本书，叫《午梦堂集》；第二，叶小鸾长得很美，未嫁而亡，没有出嫁就去世了，跟林黛玉的身世相似；第三，林黛玉的一句诗“冷月葬花魂”，“葬花魂”这三个字就出自叶小鸾的诗。 （记者 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