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和日记，都带有私家著述的性质。书信写给一个人或一家人，日记写给自己。在古代，书信往往是写在简牍上的，所以又叫“尺牍”。林语堂曾把日记、尺牍与论文加以比较，说得很有意思：“论文材料是天子王侯、部长科长之事，尺牍材料是朋友借贷、感兴抒情之事，日记材料是朝夕会谈、中夜问心之事。故论文公，尺牍私，而日记私之又私。”

　　“私”之一字，可以说是书信和日记一个重要的特色。这两种文体，在写作时，都是不拟公开发表的，至少在许多作者生前是这样的。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活着的时候，常将他的《越缦堂日记》借给人看。所以鲁迅揶揄他说，越缦写日记时就预备付印的。书信和日记，如果写的时候就想着公开发表，那么与别的著作就没有什么两样了，作者于无意中难免加意矜持，这样一来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损伤了书信与日记的命根。因为人在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有些不同。当然，名人的书信和日记，在他身后出版，以供研究之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私”，所以“真”。别的著作里不记的事、不说的话，在书信和日记里，可能无所顾忌地记得更加真切，更加真实。黄虎痴编《明人尺牍墨华》自叙云：“短柬片札，亲手自书，或言国政，或言交情，或言家常，琐屑极细极微之事，大抵皆仓卒濡毫，不假修饰。寥寥数语，流落人间，而其人品之醇驳，性情之邪正，往往于无意中流露而出。则以言观人，莫尺牍若也。”这“流落”与“流露”的词儿，甚有意趣。一个是说明这些书信不是预备发表，而是作者身后不由自主地风流云散；一个是说其中表达的感情是自然流出而非加意做作。

　　这里说的虽是书信，但日记也是有着这种特色的。所不同者，日记的写作，不像书信的“仓卒濡毫”，而是一天到晚，大小的事务都已完结，这时候，点起灯来，铺开纸笔，把这天的事拣一点记下来。这记录，不论是达官显宦的，还是普通百姓的，若干年后回过头看，就成为一种有用、有趣的资料。原来不拟印行的私人日记，一旦公之于众，片言只语中常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让人大吃一惊的地方也定当不少吧！

　　除了“私”和“真”，“琐”恐怕也要算书信和日记的一种特色了。

　　历史上的大事件，书信和日记不是不可以记，但那更多的是官书的事，志在立言，意存褒贬，而非书信和日记的正宗。我们不妨拿鲁迅的日记与他的文章作个比较。鲁迅的杂文，深刻隽永，有风云之气、辛辣之味，颇多时代的痕迹、历史的面目。而他的日记，写的多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买了什么书、来了什么客等等。当初，他就这样一天天地记下去。今天，我们这么一页页地往下读，或者有人要怪其太琐碎了吧。但日记的特色，就在这琐碎之中体现出来了。正如林语堂说的：“论文只谈要紧事，尺牍可谈要紧及不要紧事，日记并可谈最不要紧事。惟有好的尺牍写来必似日记。谈不要紧事，方是佳翰；写无事忙信，才算知交……”

　　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高声大气、发空洞的议论，大概都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写出那种看似说平常琐事，却淡而有味、言之有物的东西。有一位作家就说：“身边琐事我自己最不会写，却很喜欢看这一类的文章，可是又难得看见好的。因为大抵都不够琐。”

　　书信和日记，都是大家爱看的东西，可惜现在文情俱佳的不很多了。所以，披览前人的这类著作，作为思想性情的陶养或作文的预备，大概不是无益的吧。

                                                                                                   （田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