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爱荷华城后，每天都震撼于此处日落的美。我很难找到确切的词汇来形容眼前日落的盛况，因为猛然发现自己的中国经验完全无法适用。

　　在国内，日落固然也美，但却是不同的美，会看到一枚咸鸭蛋般的夕阳缓缓落下，落下后，天边飘荡着她绛紫色的襟带。爱荷华的日落很晚，夏天的夕阳要到晚上八点才开始依依不舍地退场，秋天虽早一些，但也得到七点半才见暮色。并且，日落最初昭示她的存在并非以溏心蛋那样的形状，她早已落到地平线以下，你看到的是整片天空的万道光芒，所有的云朵都是金色的，大块大块的金色，奔腾，立体，连绵不绝，充满力量，叫我联想起文艺复兴风格教堂的镀金浮雕———是的，我痴痴地望着这金灿灿的天空，有一瞬间简直觉得将有胖嘟嘟的小天使从云朵背后探出脑袋来。

　　我总觉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夕阳美景在东西方文化中激起的回响也完全不同。在东方的文化中，日落总使人遗憾，如李商隐那句连小孩都能背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或者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啊，你眼睁睁看着那红彤彤的太阳就这么沉下去了，你想留也留不住。然而，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中，日落和愁思之间从没有过什么密切的关联。美国的很多城市都有日落大道，更多是为定格日落时分的美景而非凝固内心的感伤。小时候读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契尔的　《飘》，包括后来观看以此为蓝本改编的电影　《乱世佳人》，我一直有个困惑:斯嘉丽在失去女儿邦尼，在丈夫瑞德也离开自己之后，究竟是哪里来的勇气，可以独自站上荒原，面对夕阳，说出那句著名的“明天，又是一天”?

　　上周五偶然的一趟回家经历让我似乎寻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我在克林顿街等校车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眼见着晕染整片天空的耀人金色渐渐被殷红取代，然而，当我乘坐校车再耗费半小时光景回到位于西校区的宿舍时，刚下车的我竟然发现:即便黑夜已然降临，那地平线仍是一道炫目的金光，我甚至起了个天真的念头，只要我一路向西，或许我永远能看到一道金色的地平线。我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美国的日落所释放的信号，是温暖，是希望，是永恒的光芒。怪不得美国诗人桑德堡会写:“我告诉你这世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个充满明天的海洋，/一个充满明天的天空，/我们在日落时说，/明天又是一天。”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文化，我跟随一位天主教徒艾瓦女士重新学习　《圣经》，从头学起。研读　《创世记》　的时候，艾瓦问我一个问题:“上帝要到第四天才创造出太阳、月亮和星辰，你觉得第一天上帝创造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艾瓦说她的脑海中有这样一幅图景，上帝打开了天堂入口的一扇门，让原本属于天堂的光芒倾泻下来，照亮人间。我们当然很容易找到这种解释站不住脚的地方，因为上帝第二天才创造天堂，远在创造光之后。但我和很多美国人聊起　《创世记》，聊起光，发现很多人脑海中上帝创造光的图景和艾瓦描绘的惊人地一致。

　　光这个意象，在西方文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其英译就是“点亮(enlightenment)”。光与黑暗的分界也是文明与愚昧的划分，甚至可以这么说，光早已决定了西方人眼中的美学标准。

　　西方人理想的家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玻璃窗要擦得通透，让阳光能够完完全全地照进来，客厅里设有壁炉，不仅是为了冬日取暖，也是漫漫长夜光芒的所在。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这里的公园是成片成片的草地，你会看到欧美人在草地上或坐或躺或野餐，尽情享受阳光的滋养。

　　常常是在这种时候，我会感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竟是这么不同！　中国人为世界文明贡献了诸多发明，然而玻璃这东西恰恰不是我们发明的，甚至也不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中占据什么重要的位置。或者可以这么说，玻璃这东西应该是被我们的美学所排斥的———太通透，让所有东西一览无余，还有什么意思呢?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其随笔名篇　《阴翳礼赞》　中谈到，他装修房子的时候很苦闷，他讨厌玻璃，他倾心的是糊在日式拉门和窗棂上的纸，可最后，出于安全和应用方便的考虑，他还是在里层糊纸之余，于外层安装了玻璃，结果大煞风景。确实，在传统的东方，纸才是符合我们生活趣味的发明，它让明烈的阳光减去锐利的锋芒，又让门窗上精心设计的寿字阑干以一种柔和的形态投影在地上。如果说西方人爱的是光，那我们东方人确实更爱阴翳。

　　谷崎笔下对日本茅厕的描绘是我所见过的描绘厕所的最动人的文字，“这种厕所与正房相脱离，建造在绿叶芬芳、青苔幽香的树荫里，通过回廊走过去，在薄暗中，一边欣赏那微微透明的纸窗的反射光线，一边耽于冥想，又可眺望窗外庭园景色，这种悠悠情趣，难于言喻。”除开厕所外，如果你醉心于中国的园林，那你恐怕要觉得西方的公园多少是缺乏诗意的。我们的美源于一个“遮”字，芳草古木要用小桥流水或亭台楼阁掩去一部分，若隐若现，如此，才有了移步换景，才有了曲径通幽。

　　不仅如此，即便是文艺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于女性美的感知，西方和东方也迥然相异。

　　无论是文艺复兴的画作，还是之后的印象派，西方人眼中女性的美很大程度上由光展现，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德加画中的芭蕾女孩，画家都用心将光引到画上，照亮女性。福楼拜在　《包法利夫人》　中呈现艾玛的美，也用了相仿的方式:

　　“在一个解冻的日子，院子里的树皮渗水了；房顶上的雪也融化了。她站在门槛上，把阳伞拿来，并且撑开。阳伞是闪色绸子的，阳光可以透过，闪烁的反光照亮了她面部白净的皮肤。天气乍暖，她在伞下微笑，听得见水珠点点滴滴落在绷紧了的波纹绸伞上。”

　　艾玛明净的肤色是需要通过透过绸伞的阳光来确认的，在西方人的心中，是因为上帝创造了光，所以人们才可以看见。

　　同样是女性的美，在东方的文艺作品中则更多借助被遮掩的部分来显现，似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中国古典戏剧舞台上女性角色手中的扇子，偶尔甩起的长长的水袖，常常遮去容貌的一部分，反而使这一部分脱离现实的桎梏，成为想象的对象，任凭各人天马行空的揣想为其填上无穷的魅力。日本文坛巨匠川端康成的作品　《雪国》　中，一样是描摹光影下的女性，他却洋溢着东方的情致，自与福楼拜不同:

　　“（姑娘）　只有身影映在窗玻璃上的部分，遮住了窗外的暮景，然而，景色却在姑娘的轮廓周围不断地移动，使人觉得姑娘的脸也像是透明的，是不是真的透明呢?　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的脸的前面流过，定睛一看，却又扑朔迷离，车厢里也不太明亮，窗玻璃上的映像不像真的镜子那样清晰了。反光没有了，这使岛村看入了神，他浅浅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

　　川端呈现的是阴翳中似幻似真的少女驹子的面庞，正是因为模糊不清，才成为想象的对象，成为情感的对象。最后真作假时假亦真，表面上窗玻璃映出的驹子的脸庞是虚像，但这一刻却是唯独属于岛村的对驹子的“看见”，没有别人可以拥有这样一个驹子。

　　再说了，在东方人眼里，直视美女的面庞实在于礼不合，王子服在上元灯会不小心看婴宁看出了神，换来一句“个儿郎目灼灼似贼”，可见君子不为也。所以那女性的美常常只能在匆匆一瞥中捕捉到一个点滴，一个点滴就已经足够唤醒所有的感官细胞了。譬如　《雪国》　中，岛村最初看到驹子的容貌，是车窗反光映出的她的一只眼睛，是的，只看到一只眼睛，听起来很有几分惊悚的气息，但实在是东方男性捕捉到女性之美再平常不过的角度，不经意的意外收获，内心窃喜，仿佛还在梦中。又如周作人写　《初恋》，他印象中也不曾认真端详过三姑娘的全貌，却清晰记得她有一双“尖小的脚”，怀里抱着一只名叫“三花”的大猫，因为三姑娘常抱着“三花”来看他写字，他低着头，自然也就只能瞥见她的脚了。

　　我固然能感到西方的光芒对人的感召和鼓舞，但更喜欢东方人和阴翳玩的游戏，东方强于感官，而西方胜于逻辑，各有所长，但我们似乎却不认为“强于感官”是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而今的我们还剩下多少阴翳可言呢?　我们的公寓、大厦也都安上了玻璃，厕所铺上白色的瓷砖，宛然脱胎成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我们也都熟练掌握了西方的礼仪，说话时要和对方保持眼神的交流以示尊重———连对方的脸上有几颗雀斑也能清晰数出的时候，留给美的想象空间，是否还存在呢？

                                                           （钱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