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时，全家如同候鸟，随着爸爸的工作调动四处迁徙，没有定处。可一到年关，一家人必定要回到茶院老家过年。年复一年，成了定式。

　　妈妈是老师，有寒假。每年春节来临，我和妈妈总是最先回家的，爸爸则要忙到二十八二十九才能回。妈妈回家后，要和奶奶还有小姑姑一起掸尘，做糖，做各种粉食，忙得很。而我，则一天到晚跟着爷爷。白天，爷爷要去打麻将。印象中，打麻将的地方是一个南货店，总有孩子。我便在那里寻别的孩子玩。那时，爷爷抽烟，抽冰叶、凤凰。印象中，凤凰烟闻起来最香。爷爷原来是乡里的干部，提早退了休，让爸爸顶班。退休后，爷爷在电影院里帮忙。放电影时，他就拿着个手电筒进去查票。晚上，我就跟着爷爷去看电影。早上的时候，爷爷会带着我去电影院打扫。地上遍布甘蔗皮，瓜子壳。爷爷在下面扫，我则在台上玩。记忆里，电影院的窗户特别少，也特别高。日光从外面照进来，直直的一条，扫起的尘土在光柱里舞动，异常清晰。

　　再晚一些，姑姑们的孩子也来了。那时，我们最喜欢玩的是鞭炮。长长的一串拆开，装在口袋里，四处扔。埋在沙堆里，扑的一声，沙子一动，冒一阵热气。扔到河里，鼓一群白泡，将水炸开。道地里有个大水缸，每天早上，那缸的水面上就会结一层薄薄的冰。一块冰，我们也可以玩半天。玩得冰化了水，手掌一阵阵发热，通红通红的。

　　儿时的春节总是热气腾腾的，杀鸡、杀鸭、做糖、捣年糕。特别是年糕，家家户户都要做。我们这里的冬天，年糕是仅次于米饭的主食。可以放在铁锅里和大头菜一起炖，也可以清水蒸了，蘸着红糖吃。更多的吃法是炒，将冬笋切了片，将腌制过的雪里蕻切成末，一起放在猪油里翻炒，特别香。捣年糕要用晚粳米，这种米介于早稻和糯米之间。早稻米粗，没有黏度，糯米太软，加之产量少，又贵。所以，晚粳米是最适宜制作年糕的。立春前，家家户户都会约好，一起去捣年糕的工厂。捣年糕的米需要提前浸泡，要浸泡到能用手碾成末才好。米浸好了，要放在石捣臼里捣成粉末，再将米粉放到蒸笼里蒸。对于孩子来说，年糕并不值得期待，米粉出笼的时候才是最为兴奋的一刻。那时，我总会站在蒸笼边，拿着包豆酥糖，伸着脖子等。蒸笼掀开后，热气腾腾的米粉被蒸熟，又松又软，白得让人动心。我们管这蒸熟的白色米粉叫年糕花，用勺舀一点，拌上豆酥糖。那滋味，无与伦比。

　　过完年三十，春节里剩下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拜岁了。按照习俗，正月初一是不拜岁的。初二开始，才正式出动。30多年来，我的春节记忆几乎都是在拜岁。一包红糖，一袋干荔枝，是拜岁时的标准配置。那时的包裹不像现在这么光鲜，用粗纸，包成斧头形状，称为斧头包，正面贴一张长方形的红纸，显得喜庆。这些包裹从初一送到十五，从这家送到那家，每一家每一户都如同春节不休的物流公司。那时候，我很不喜欢拜岁，因为交通不便。本地多山，因为道路难行，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去一户人家往往要一天的时间，有时还要过夜。一个春节下来，比行军打仗还要辛苦。不像现在，山上打了洞，家家又有车，一天下来，几脚油门，便可以将亲戚走遍，方便得很。

　　拜岁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外公家。外公家的牛皮糖好吃，将糖水熬开，放入花生末、姜末，搅拌均匀，然后搓成长长的细条，拿刀一小块一小块地切开。在嘴里咬，牙齿粘在一起，如胶似漆。塘地里埋着糖蔗，跟甘蔗相似。秋天时砍下，在土里挖一个深坑。将糖蔗埋在土里，保持住水份。等到春节，就拿着锄头，将糖蔗挖出。那是春节里为数不多的水果。另一样重要的水果便是桔子。桔子摘来后，大部分卖给了罐头厂。另一部分，便放在谷仓里。谷仓干燥通风，桔子不容易烂。那时的宁海人家，特别是东路方向的，一走进堂前里，总能闻见一股桔子发酵的味道。

　　听老人讲，更早的时候，拜岁时还能吃到木头做的鱼。本地靠海，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不缺鱼鲜。和水相比，此处更多的是山，所谓七山二水一分田。山里人家吃不到海鲜，也吃不到河鲜。但过年，又离不开鱼。靠山吃山，山里多木材，出雕花匠人。手巧的人家，便会做一条鱼，肥硕动人，放在碗里，浇上油水葱花。客人来了，也是知趣，不会真的去动筷。一条鱼，从初一摆到十五。再收将起来，等来年的又一个春节。

　　老人的记忆，我无从体会。就像我的儿子无从体会我的过年记忆一样。儿子今年7岁，对他来说，春节就是新衣服，吃不完的零食，看不完的动画片。在他们眼里，春节是新的，一日新，日日新。以前，想起过年，也觉得是新的。可不知什么时候起，一想到过年，脑子里的记忆却全是旧的。所谓“辞旧迎新”，新还是欢喜去迎的，可那旧却已经舍不得辞了。（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