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有自已独自的记忆，甚至比大脑的记忆还要清晰。这是一种先于大脑的直觉。每到过年的前几天，我的右手虎口就会刺痛，手指也莫名地发痒。只要手上一有这些痛与痒草芽一样生发，我就知道该过年了。这些手上的青草与春节有关，与春节满空炸响的爆竹有关。

　　在我的家乡豫东平原，过年的头一件大事就是爆竹。作为年货的最重要物品，每家每户都会精心地准备好年夜的鞭炮，还有除夕关门睡觉时燃放的三声炮仗、五更里起床时燃放的另外三声炮仗。鞭炮则是在年夜的饺子盛到碗里时才噼哩啪啦爆响，吸引来成群结队的孩子捡拾炸落的没来得及完成任务的小炮。小炮其实并不小，有些鞭炮中的大擂子照样也会当逃兵，别的炮仗热热闹闹一起跟着起哄一起响应时它们却一闪身跳到了地上，藏身于红的黄的炮纸之中，不是眼尖的小孩子也难发现它们。拾炮是孩子们的头等大事，他们三五成群打着玻璃纸的灯笼，有的也拿着手电筒，挨家挨户等待人家鞭炮点燃，好冒着炮火和手榴弹般的炮仗钻进领口里爆炸的危险去趴在地上寻找失落者。你要是慢一点，某一只大拇指般身裹赤红衣裳的炮仗就走进别人的口袋里了。所以一窝蜂般叠罗汉般满地寻觅疯抢是年夜里的盛景，也是放鞭炮的必不可少的环节。鞭炮的预言功能极强，假若年夜里一挂鞭炮响了半截一下子鸦雀无声，或者不是一气呵成响尽，这户人家在新一年里会万事不顺，处处梗塞。这也是家家户户那么重视年夜炮的原由。

　　你不去豫东平原上密集的村子里过一回年，永远无法明白年夜里鞭炮的阵势。试想一下，千家万户挑出长长短短的鞭炮在黑夜里一齐燃放，远远近近都是鸣响，一声声一层层一堆堆，像是声音的森林，比树叶稠密，比星星明亮耀目……伴随着这层层叠叠的声响是辉煌的烛火与灯笼，是默不作声的人们（除了小孩子可以高声说笑外，成年人不能随意放大声音说话，他们害怕惊扰悉数出动的诸神和祖先）。放鞭炮吃饺子之前，要先在堂屋的供桌上摆放刀头大馒等各样供品，供盘的后头是一只满盛麦子高粱谷子的粮斗，中间有三根榆皮线香袅袅升起轻烟。烟雾缭绕的后墙上贴着玉皇大帝的庄严画像，两侧的红纸对联写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美好祝福。鞭炮演变成红黄的纸雨纷披而下，在地上积着厚厚一层，像是秋天酷霜后的落叶。这些碎炮纸要等到“破五”之后才能打扫。破五就是大年初五，那一天必须要吃面叶，来弥补来年的各种可能的漏洞。

　　孩子们捡拾炮仗是为了玩耍。我们每个人都能捡到半口袋大炮小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克制着痒痒的手指头偶尔掏出来一只来点燃，然后在捻子眼看燃尽千均一发之际撂向高空。我们比赛着谁撂得最高，谁的炮最响。这也是一种极危险的游戏，稍有闪失那炮仗就会提前在手里发声——那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你的手会被炸裂，会疼痛流血。但越是危险越吸引人，没有一个孩子会不参加这种游戏，那些散落的逃兵炮仗会志得意满在高空接连不断发言，和同样志得意满的撂它的那只手遥相呼应。

　　那一年我7岁，我捡到了一只比擀面杖细不了多少的炮仗，让我在年节那天的一大半时间都沾沾自喜。我令那只大炮仗站稳在地上，香火与炮捻触碰，引发灿烂的小火花，火花跳跃着前行，渐渐接近红彤彤的炮仗，又潜入了炮仗体内。我们远远地望着，捂紧耳朵，单等那一声巨响轰然而至。但我们捂疼了耳朵也没等来响动。

　　我从容走上前，从地上捡起大炮仗，攥在手里——就在我握进手里的霎那，这只老谋深算的炮仗突然发火，咚地一响，我觉得天旋地转，浓得戗鼻子的扑面而来的硝烟、闪光、耳朵一时的失聪……最重要的是右手，一种沉重的麻扎扎的像是猛然灌进了无数生铁的液体又立即凝成固体……整只手再不属于我！我呆愣了一刻，没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接着才是疼痛才是大哭不止。

　　其实我的手炸得并不重，因为当时只有土火药，用柳木炭、硫磺和火硝土法制成，杀伤力有限。只是我的右手整个被浸染成了黑色，没有流血或开裂，但很明显那只纹路黑浅的小手不再属于我，在我的胳膊末端顾自颤抖着，痛苦着。

　　欢乐总是和痛苦并行。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仍然和伙伴们奔跑在村街上，忍受着手上的肿痛，但脸上并不缺少笑容。因为年节里吸引人的物事繁多，炮声未绝，元宵节的烟火已经接踵而来，每个孩子又能点燃蜡跋儿放进灯笼，明晃晃挑着满村乱串……

　　但疼痛却长进了手上的肉里，比钟表更准时，每到春节前夕，总要顾自痛麻一回。到了大年初一的后半晌，我的右手在那特定的一刻还要痉挛一下，用轻微的疼痛与颤抖来纪念儿时一场失败的游戏。（文/赵兰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