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乾坤平分昼夜，却是燕子来时。水边新绿野菜，陌上粲然花枝。” 老树绘 图文摘自《时间之书》

《时间之书》 余世存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著书者说】

　　我们关于节气、天文历法等等的知识并没有普及化。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知道时间，懂得天时、农时、子时、午时及其意义的人并不多。直到民国年间，“教育部中央观象台”还要每年制订历书。到了上世纪80年代，挂历、台历等市场化力量打破了权力的垄断。今天，每个人都知道如何问时、调时、定时了，但对时间我们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在传统社会那样一个以农立国的时代，时间远非生长收藏那样简单，更非王公贵族、精英大人、游手好闲者那样“优游卒岁”。先民在劳作中，渐渐明白时间的重要，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传统农民没有时间观念，尤其没有现代的时间意识，但他们不仅随着四季的歌喉作息，而且分辨得出一年中七十二种以上的物候迁移。农民对自然、鸟兽虫鱼有着天然的一体缘分感，如东风、温风、凉风、天寒地冻、雷电虹霓；如草木、群岛、桃树、桐树、桑树、菊花、苦菜；如鸿雁、燕子、喜鹊、野鸡、老虎、豺狼、寒号鸟、布谷鸟、伯劳鸟、反舌鸟、苍鹰、萤火虫、蟋蟀、螳螂、蚕丝、鹿、蝉等等，农民是其中的一员。

　　农民明白粗放与精细劳动之间的区别，明白农作物有收成多少之别，播种也并非简单地栽下，而分选种、育种和栽种等步骤。农民中国的意义在今天仍难完全为人理解，中国农民参与生成了对人类农业影响极为深远的水稻土。一亩小麦可以承载的人口是多少呢？25人左右。100亩玉米可以承载的人口大概是50人。100亩水稻可以承载的人口则是200人左右。在农民这个职业上，中国（包括东亚）农民做到了极致。这些成就，与农民对时间的认知精细有关系。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文明的独特贡献。农民借助于节气，将一年定格到耕种、施肥、灌溉、收割等农作物生长收藏的循环体系之中，将时间和生产生活定格到人与天道相印相应乃至合一的状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君子以向晦入宴息。”生产生活有时，人生社会有节，人身人性有气，节气不仅自成时间坐标，也演化成气节，提醒人生百年，需要有精神有守有为。孔子像农民那样观察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为此引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以说，中国源远流长的精神气节，源头正是时间中的节气。从节气到气节，仍是今天人们生存的重要问题：我们是否把握了时间的节气？我们是否把握了人生的节点？是否在回望来路时无愧于自己守住了天地人生的气节？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跟天地自然隔绝了，当代人为社会、技术一类的事物裹胁，对生物世界、天时地利等失去了感觉，几乎无知于道法自然的本质，从而也多失去先人那样的精神，更不用说气节。

　　但在传统社会，人们对天地时空的感受是细腻的。时间从农民那里转移，抽象升华，为圣贤才士深究研思，既是获得人生社会幸福的源泉，也是获得意义的源泉。时间有得时、顺时、逆时、失时之别，人需要顺时、得时，也可以逆时而动，但不能失时。先哲们一旦理解了时间的多维类型，他们对时间的认知不免带有强烈的感情，读先哲书，处处可见他们对天人相印的感叹：“豫之时义大矣哉！”“随之时义大矣哉！”“遁之时义大矣哉！”这就是顺时。“革之时大矣哉！”“解之时大矣哉！”“颐之时大矣哉！”这就是得时。人们的时间感出现了紊乱、社会的时间意识发生了混乱，圣贤或帝王们就会改元、改年号，以调时定时、统一思想意识。而在这所有的时间种类里，跟天地自然合拍的时间最宜于人。今天的城里人虽然作息无节制规律，但他们到乡野休整一天两天，其生物钟即调回自然时间，重获时间的节律和精气神。

　　一个太阳周期若分为春夏秋冬四象，一年就有四象时空，如分成八卦八节，一年就有八种时空，我们能够理解，太极生分得越细，每一时空的功能就越具体，意义越明确。这也是二十四节气之所以不仅与农民有关，也与城里人有关，更与精英大人有关的原因。在二十四维时间里，每一维时间都对其中的生命和人提出了要求。一个人了解太阳到了南半球再北返回来，就知道此时北半球的生命一阳来复，不能任意妄为，“出入无疾”；一个人深入体悟这一时空的逻辑，就明白天地之心的深长意味。而我们如果了解到雨水来临，就知道农民和生物界不仅“遇雨则吉”，而且都在思患预防。我们了解到大暑期间河水井水浑浊，天热防暑，需要有人有公益心，此一时空要义不仅在于消夏，在于获得降温纳凉防暑一类的物资，更在于提高公共认同，“劳民劝相”。二十四节气时间，每一时间都是人的行动指南，冬至来临，君子以见天地之心；雨水来临，君子以思患预防；大暑来临，君子以劳民劝相。

　　作为“圣之时者”，孔子深刻地理解到了时间之于国家、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回答为邦之道时就说过，“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夏时即是阴阳合历的农历，夏时的重要在于它见万物之生以为四时之始，孔子自己的话是，“吾得夏时而悦者，以为谓夏小正之属盖取其时之正与其令之善也。”这就是说节气时间不仅正确，它对人间人身人生的规定性也是善意的。有些王朝不以夏时为准，而从十一月，甚至十月为时间起点，“时间开始了”，事实上不仅扰乱了天时农时，也使人找不到北，失时而失去人生的坐标。孔子看到了，正确地调时定时，能够使天下钦若昊天。因为时各有宪。每一维度的时间都有其宪法，有其至高无上的规定性。在全球化时代，孔子的“行夏之时”之说，就是采用公历时间，享用各国产品，保留中国元素，怀抱人类情怀。

　　遗憾的是，关于节气一类的知识曾经为少数人垄断。巫师、王室、日者、传天数者、钦天监、占天象者、各种卜日卜时的先生们等等，他们在下传时是否无私，他们是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一个问题。知识在一步步下移，但至今文明社会仍未实现藏富于民、分权于众、生慧于人。就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阐明的，必须破除主体性思维和科技时空观，人才能真正成为“时间性”的。

　　在这方面，节气堪称中国文明的智慧，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实证的“存在与时间”。在今天，节气知识不应只是中国文化的“地方性知识”，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和精神财富。节气时间的诸种功能是校正现代人生活的重要参数，有世界性意义。在知识下移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时代，回到节气或时间本身，有利于人们反观自身的气节或精气神，有利于自我的生长，有利于人们在时间的长河或时间的幽暗中打捞更多的成果。知识大规模下移的一个问题，是使得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知识的压力和诱惑，人们迷失其中，但回到时间或节气应是在知识海量中漂移的可靠的坐标。像曾经的农民一样，去感受时间和生命的轮转循环。像诗人那样，去欣赏“时间的玫瑰”，去收获“时间即粮食”：“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海德格尔称引过荷尔德林的名言：“生命充满了劳绩，但还要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土地上。”在对时间的感受方面，传统中国文化确实有过天人相印、自然与人心相合的美好经验。去感受吧，去参悟吧，去歌哭吧：“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妄辞宫；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知识的富有、智力的优越在节气面前无足称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面对自身。释迦牟尼有叹：“善哉善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未证得。”（余世存）